漫随流水20-09-05

9月5日，七月十八，周六，晴19至33度

室内温度已舒适到睡觉不用开空调了。

每天都渴望第二天能早起，可每天起床时总赖着不想起。今日赖床到七点。原本打算早起包豇豆馃。起晚了，只能外头吃去。三人一顿早餐花去三十多元，这惊人的物价。

隔壁装修不到八点就开始钻墙，家里呆不住，只好去参观新建的县博物馆。可观的文物不多。人造的历史场景还原，以及现代科技制作的图文解说，高端、大气、上档次，至少比我参观过的一些县级博物馆精美富丽。博物馆的两大看点：余绍宋展馆和包辰初美术馆。余绍宋，为龙游人，曾任民国时财政部次长，为近代著名史学家、鉴赏家、书画家和法学家。编撰的《龙游县志》，梁启超作序，将之与清人章学诚相提并论，写道：“顾吾常以为实斋以前无方志，故举凡旧志皆不足与越园书较。以越园书较实斋书，其所进则既若是矣。无实斋，则不能有越园，吾信之，越园宜亦伏焉。然有实斋，不可无越园，吾信之，实斋有知，当亦颌首于地下也。”越园，为余绍宋字。

观《余绍宋日记》，无一日不习书作画，或早或晚，或俗事就绪，便提笔执卷，戏称之“还债”。我恰好捡着一现成案例，择其日记中自习的记录读给儿子听，结合昨日孟子之“夜气息养之说”，告知以前的士大夫是如何做到在俗世染缸之中不失其本色的。今后步入社会，要向先贤学习，重视一早一晚的自我养息。孟子说，仁，人之安宅。我们保有仁之本心，就好比给自己建造了一幢遮风挡雨的房子。如果没有房子居住，我们就得不时地经受风刀霜剑、日晒雨淋。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久处乐”。人在烈日下，不可能久处不动，总会寻阴凉地。遭遇暴风雨，也肯定会逃往廊檐下。不仁之人，没有固定的操守，心志随境遇改变而改变，处于穷困，就为非作歹，处于安逸中，就骄纵放肆。就和那些在烈日暴雨中四处逃窜的无房之人一样。如果有所安居的房子，酷暑，可开空调，寒冬，可盖暖被，房子里四季如春，无论外头的天气如何恶劣，人皆活得安然自适。

读8月31日《经济观察报》的书评专栏。朱与非写的《自由灵魂养成记——以亚赛·伯林的人生和思想》一文谈到伯林的两种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他说：“消极自由从来就是一种政治自由，规定的是个人自由行动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个体的具体行动。”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伯林简洁地说，自由主义者“希望对权力本身加以约束”，而其他那些人则“想要把权力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约束权力而给个人的自由选择留出“私人领域”，这是“免于……”的消极自由。攫取权力为实施某个预定的或宣称的目标，这是“去做……”的积极自由。政治自由为什么不能是积极自由呢？因为积极自由鼓吹一种信仰和价值观，但伯林发现，人类的各种价值观念是相互矛盾、无可调和的，自由与平等、正义与慈悲、宽容与秩序、反抗与审慎都处在持续的张力之中。伯林主张价值多元论。如果在单一价值指导下前进而不翻车，几乎是不可能的。伯林还认为人的有限性、德性的多样性，人不可能像理念中所设想的那样被改造，对人类灵魂的改造会造成人间地狱的结局。所以自由不可能是最大公倍数以上的自由，而总可能是最小公约数上的自由，我们无法预先设计人类自由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却可以预先防范最不自由的情况发生。消极自由就是指向防范暴力侵害、权力侵害发生的法律制度建设。

消极自由并不等同于犬儒主义的什么都不作。朱与非比喻说，消极自由就好比“不想被强奸”，犬儒好比“不想强奸”。“不想强奸”要求自己不去干强奸人的事就可达成。“不想被强奸”就要预先做好许多防御措施。所以并非只有积极自由才涉及行动，消极自己同样要付出艰苦卓绝的行动。如果消极自由没有足够行动，就会遭到积极自由的侵犯。

朱与非这篇文章是关于加拿大作家叶礼庭著《伯林传》的书评。叶礼庭对伯林的总结性评价是他坚信伯林是一只“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至少也是一只“想要做刺猬的狐狸”。刺猬与狐狸，是伯林“思想史二分法”中创造的哲学名词。约而言之，刺猬是一元论者，狐狸是多元论者。伯林是多元论者，所以他是一只刺猬。他认为多元论才是世界的真相，又将世界概论为“多元论”这一件大事，故又成了刺猬。中国的哲学也是一只“想要做刺猬的狐狸”，一个“道”字囊括天下之理，但“道”之中又是千变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上网买了两本书：

1、叶礼庭著《伯林传》，译林出版社，42.24元

2、切斯瓦夫·米沃什著《猎人的一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9元。

今日运动：

游泳1500米，戴着手环下水，做了标准测速。但开启、结束操作不熟练，计时可能超了五分钟左右。

散步七公里，给儿买了双阿迪。又买了盒莲子。儿两次麻烦学校老师帮他开户籍证明，我教导他，得人帮助一定要表示感谢。

漫随流水2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