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犹如一座仙林。”——梁思成
1937年,山西五台县。
虽然时值夏日,山中凉意尚存。一队人马沿着崎岖狭窄的山路,向深山中踽踽而行。俯仰之间,暮色在斜晖中逐渐沉寂,古老的庙宇与他们只有一门之隔。拾阶而上,一座巨大的殿堂建筑映入眼帘。抬头仰望大殿的牌匾,他们看到了几个大字:
佛光真容禪寺
这是中国建筑史上闪耀着光辉的一刻——这一眼,望断了一千一百年的时光。
佛光寺东大殿牌匾这一行人,有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夫人、建筑学家林徽因先生,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几位成员。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寻找中国的唐代建筑。
然而他们并不是有意来到这里的第一批人。早在1927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就曾经到达过这里,但经过一番考察,他并不认为佛光寺东大殿是唐朝时期的建筑,并断言在中国唐代及更早的建筑已经无存,只有日本还存有唐朝同时期的建筑。
佛光寺的第一张照片,1927年关野贞摄(《支那文化史迹》)这一番话,一直萦绕在梁思成的心头,而在这个中日民族关系十分紧张的几年里,这已不仅仅是学术之间的较量,其中更掺杂着包括政治、民族之间的多种矛盾。从1932年调研蓟县独乐寺开始,梁林二人已经走访了国内上百个县市的1800余座古建筑,但始终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影,自然也就无法证明中国尚有唐代建筑存在。这次,他们受到五台山图【1】的指引,来到中国历史上相对来说远离战乱的山西五台地区,寻找唐朝建筑的踪迹。
东大殿屋顶出檐3.96米,这样的深度在宋朝以后基本绝迹初见大殿,观其斗拱之宏大,出檐之深远,便可知其年代极古,但这尚不足以断定其修建年代。几天的时间内,几人对寺内建筑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工作。梁思成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下了当时艰苦的测绘情景:“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左:1937年林徽因测绘唐乾符四年(877年)经幢。右:今日的经幢所有人都迫切地希望找到证明大殿建筑年代的文字证据。他们在东大殿门前的经幢题记上发现了“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的字样,但尚未在建筑上发现足以证明其建造年代的题记,无法证明其是否经过任何的落架大修或是重建。直到有一天,林徽因发现大殿梁下隐约有墨迹,拭去千年的尘土,她艰难地辨认出了一行字迹。
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2】
这一行字与殿门外经幢上的文字互相印证,便可将佛光寺东大殿的建筑年代定位在唐大中十一年,距当时正好1080年。国内建筑尚存唐构之信念,于此得以证实。日本人关于中国已无唐代建筑的论断,亦可以就此画上一个句号。这一天,是1937年7月5日。
东大殿门外的大中十一年(857年)经幢1937年7月7日,营造学社接到梁思成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告知了在中国山西五台县佛光寺发现唐代木构建筑的相关事宜。也就是在同一天,卢沟桥事变,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全面爆发。远在山西的梁林二人五日之后才闻得卢沟事变,随即中止调查,离开了五台地区。从此,他们却再也没能回到这里。
这座隐藏在深山中的寺院,在这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成为了一个文化的符号。在神州陆沉的前一夜,中日之间的学术较量因此而发生逆转。大殿的发现,本来也只能停留在古建筑学术的层面上,但因为中日民族矛盾的全面爆发,而走进了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里。
虽建成于晚唐时期,但硕大的斗拱与平缓的屋顶依旧彰显着大唐的气度提起大唐气度,有万国衣冠,四海来朝。但无论是夜宴上四涌的笙歌,还是秦淮河里流淌的胭脂,都与那座长安不夜城一起荡然无存。曾经花团锦簇的灿烂文明,却只留下一方苍朴的古寺去印证存在。很难说是岁月剥落了繁华的表象,还是佛光寺遗世独立,因此免受战火侵袭。
东大殿全景时光飞逝,今天我们看到佛光寺,仍会被它的宏伟所震撼。这不仅是建筑本身所带来的,更是千年光阴流转在它身上留下的痕迹。佛光寺,在唐武宗毁佛【3】后重新兴建,历经朝代流转,幸免于无数战火与硝烟,直至84年前得遇知音,重回学术界的视野,又幸运地躲过了抗日战争,直到今天。
那些历史中的人、历史中的事都已不在,但这些人和事在它身上留下的痕迹,却不会消失。
那千年的佛光所庇佑的,已经不单单是这座来自大唐的建筑,而是一切与之有关的人,一切与之有关的事,是时间的长河,是整个历史。
在山西的群山之中,它既受香火礼拜,也受浊世风尘,千百年间独立于轮回,因此对万物慈悲。
梁林留下的最早的佛光寺测绘数据1937年,山西五台县。
众人轻轻推开大殿的木门。夕阳的光线从门缝缓缓地涌入,落在几尊佛像慈祥的面容上。佛光乍现。
恍然间有梵乐轻叩,佛低头不语。
【1】指敦煌石窟61号窟中的《五台山图》。梁思成应是从伯希和的画册《敦煌石窟图录》看到了这幅壁画,其标明了唐末时期五台地区的寺院分布,其中“大佛光寺”的标注引起了梁思成的注意,随后便有了五台地区之行。
【2】“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今推测为唐朝宦官杨守澄。京都女弟子宁公遇主持重建佛光寺。今殿内仍存一宁公遇等身像。
【3】佛光寺初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471~499年)。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毁佛运动,下令拆毁了大量的寺庙,当时的佛光寺除几座墓塔外未能幸免。唐宣宗即位之后才再次复兴佛教,宣宗大中年间,佛光寺再度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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