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振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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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门楣上刻着一句神谕：“认识你自己。”我们自己，既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
对于这个世界，人类的认识相比古代有了长足进步。
一张世界地图，几乎将陆地和海洋的风貌都标示出来。
借助射电望远镜，人类的目光可以投射到几百亿光年外的河外星系。
透过详细的纲、目、科的分类，动植物的生长历程和生活习性早已不是造物主心中的秘密……
随着生物、医疗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身体器官等“硬件系统”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身体内的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高倍显微镜的“火眼金睛”。
CT红外扫描，毫无保留地展现了人体内的美妙“画卷”。
日渐完善的基因图谱，诉说着人类遗传、生存的神秘“图景”。以上所说的，都是对于人类自身客观的、物质上的认识。
除此以外，还需要从精神、情感、理性、意志等主观层面透析，这样才能得出一幅完整无缺的“全息图”。
人类思维能力的发端，首先是从拥有自我意识开始的——将自己从大自然万物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单独认识、考察的对象。
对于人类自身的探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几千年来，多少哲学大家、思想巨人，都曾为这个问题殚精竭虑。他们的理论体系既有合理的思想内核，否则无法经受时光的冲刷；也有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这才造成思想界的百花争鸣。
对于前人留下的这笔遗产，我们需要采取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样才能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创新、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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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问题是“认识自我”这一问题域的核心。
针对人性善恶的问题，先秦诸子百家留下大量闪耀着智慧之光的论述。
告子完全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提出了人性既非善也非恶的观点。
除此之外，很多思想家分别站在人性善、人性恶的两岸，隔岸对望着。
孟子提出了人性向善说，指出人性向善就如同流水向下的自然规律一样。
荀子提出性恶说，声明要用礼乐制度来约束人性中的“魔鬼”。
在荀子眼中，人性被分为“性”和“伪”，即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人类的自然属性是恶的，就如同其他动物一般，因此要用礼乐制度来形塑人类的社会属性，即“化性起伪”。由此看来，荀子的性恶说并非将人性看得一无是处，而是在“恶”中看到“善”的希望。
到了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那里，人性中完全被魔鬼的黑暗所笼罩，因此严刑峻法就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法门。
此后，儒家思想在董仲舒等人的倡导下，逐渐成为官方哲学。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人性再一次被设想为“善”，由此道德教化成为规范社会秩序的主要途径。
和风细雨的教化下，前人忽视了法治建设，由此让人性中的“恶”成为一批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侵蚀着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先人对于人性的估计过于乐观，所以丧失了对人性恶的提防。
在一次又一次的“暴政—改朝换代—新的暴政”的恶性循环中，中国朴实的民众不断品尝着制度缺失带来的苦果。传统社会在埋葬旧的暴政者的同时，也为新的暴政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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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中国的思想家，西方人对于人性的认识相对客观、真实很多。
西方人并不否认人性中有善的成分，但还是将目光更多聚焦于人性中的“恶”。
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之一——基督教文明就提出“原罪说”，认为人类的先祖亚当、夏娃因犯有原罪而被驱逐出伊甸园，此后的人类世世代代都要背负起“原罪”。
在近代人本主义、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著作中，用法律制度规范人性被放在核心位置。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人们对封建专制痛定思痛，认为人性中的“恶”是无法避免的，“绝对的权力必然造成绝对的腐败”、“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要防止权力被滥用，捍卫已经取得的自由、民主、平等，就必须以法律制度遏制权力，让人性中的“恶”没有生存的土壤。
就这样，西方构建了完备的法律体系，保证社会运行不因某些人的“恶”而偏离正常的轨道。
但近几十年来，西方法律制度也在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力不从心。由于法律只关注保住社会运行的底线，导致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冷漠、到的水平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西方社会频繁发生的动荡和骚乱，其实就是对西方唯制度论的一种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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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要得到对人性、对自我认识的正确答案，我们不妨将东西方的智慧结合起来。
人性中“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后天的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是否为善、是否为恶，比如一母所生的两个孩子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最终导致命运、前途的迥然不同。
因此，首先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防止人性堕落为恶。为人性建立一道防护网后，还要进行适度的道德教育，宣扬人性善的典范，使人性的现实状况与理想状况慢慢接近，由此达到“天下大治”。
“我究竟是谁？”“我来自哪里？”从孩童开始，我们就开始追问这些问题。
从人类社会的“孩童”阶段，人们就开始对自身不断进行求索。也许，这些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但在不断追问中，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最终到达那幅美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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