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而今的年越过越没意思，越来越没有年味，可是明明如今的生活比小时候富裕得多，文化生活也丰富得多，可见，并非物质精神文明越发达，人们感知幸福得能力就越强。
我出生在80年代，是标准的80后，我们那一代，既没有遭受衣食短缺之苦，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衣食无虞，所以，每每说起，都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阶段。
过年，对于儿时的我们那也是极为期盼的，因为，那意味着一身新衣服、一桌好饭菜、一次随意挥霍的零食大作战、一年到头父母难得的笑逐言开，其乐融融。
童年时代，家里的条件不太好，父母都是靠地里的庄稼挣点辛苦钱，一年到头能穿上新衣服的机会很少，零食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奢望，幸而从小，我都是那种特别懂事的别人家的小孩，能吃饱饭、有衣服穿便满足，从没有因为吃穿不及别人埋怨过父母，但唯有一样，那便是无论平时怎样，过年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件新衣服，然后过年那天必须得有足够的瓜子儿嗑。
这些如今说给00后的儿子听，他都觉得不可思议，过年穿新衣服勉强还能接受，可为什么过年非得嗑瓜子儿呢？还有，瓜子这么普通的零食，为什么非得过年才能吃呢？平时什么时候吃不到呢？
可偏偏我小时候那会儿，这些对我，甚至对所有80后的我的那些小伙伴来说，都几乎是一种奢望。
我们家那会儿在村里算的上是中等水平，即使是条件比我们稍好的家庭，逢年过节才能添置新衣、吃点平时吃不到的零食那也是常事，更何况我们这种家境的就更不必说了。于是，那时候的过年，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就意味着能名正言顺地向父母要新衣、要零食，即使是家里再如何拮据，对于小孩子一年到来头的这点念想父母无论如何都是要想办法满足的。
于是，我就从父母那里听说了好些我不知道的事，其中就有一件让我至今记忆深刻，说那一年冬天，大概是寒冬腊月的时节，眼看年就要到了，可是爸妈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他们正忧心忡忡拿什么为我置办新衣，就突然从天而降了一个大大的馅饼。
有天夜里，爸妈刚就寝，就听得偏房传来了鸡叫声，因为当年一到寒冬腊月，都时常有偷鸡摸狗的事件发生，尽管大家都不富裕，但是为了一个春节，鸡鸭、腊肉每户正经人家可都是备足了的，所以那些游手好闲之徒便会趁机作乱，爸爸蹑手蹑脚起床，顺手拿了把墙角的铁锹壮胆，朝鸡圈摸去，昏暗的夜色中爸爸看到的是一个狗一般的物体，爸爸一把铁锹抡过去，听得一声动物的惨叫，开灯一看，是一只硕大的黄鼠狼。
后来据爸妈说这只黄鼠狼被卖给了专收野物的货郎，卖得的10块钱正好给我做了一件罩衣，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本来极为心酸的往事而今听来也是甜蜜，试想，而今，有哪一样物件能如此来之不易，又能如此让人惦记经年？
新衣有了，剩下的就是吃的了。之前说到瓜子，确实，就是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零嘴儿咋就成了过年的必备了呢？或许就这东西最经济实惠，经得起消磨吧。我只知道，爸妈在办年货的时候唯一少不了的就是买上4、5斤瓜子儿，其他的水果、糖果买或不买就要看手上的钱有没有富足，但是无论怎么拮据，这瓜子儿是少不了的。买回来的瓜子往往是用大塑料袋儿装着，一个橡皮筋封着口，任谁馋得流口水，不到大年三十下午，这塑料袋谁也不敢解下封口的橡筋。
需要花钱的两项都落了定，剩下的最后一项只需要动动手指头而已——写春联。而今的春联随处可得，银行存款给送、买年货给送、存话费也送，总之，都毋需亲自动手就可以捞上一幅，可这随处可得的也就往往千篇一律，也就更没啥意思了。
小时候的对联都是父亲亲自操办，大年三十的上午，妈妈负责团年饭，爸爸就拉上我们动手准备前后门口的对联，买来的红纸裁剪成合适大小，春联的内容是爸爸早就在电视或报刊杂志中相中选好记录下来的，到了当天要写的时候便打开记事本，我的任务便是两手恭敬地牵着红纸的一端，父亲的毛笔写完一个字就往后将纸扯出，以便父亲的笔墨正好落在下一个字正中的位置。这项工作父亲极为看重，每每我挪的多了或是少了总会受到父亲的训斥，而我尽管不乐意，也知道这幅对联是整个春节的序曲，所有亲戚朋友来家的第一眼所见便是它，所以即使委屈也马虎不得半点。
父亲的字在当年算得上小有名气，亲朋好友登门总会品评称赞一番，或许这也是父亲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吧，再后来，父亲视力越发不好，也没有人愿意再费这番周折来亲自写对联，于是而今的对联几乎沦为了一个节日的象征，取那抹红色的喜庆意头罢了。
所有的节日准备都置办好了，妈妈的一桌丰盛的年夜饭也按时出炉，围着火炉吃着大餐，电视里的春晚序曲也准时响起。这一年一度的春晚，就和家里的这些如出一辙，年年都要筹备，年年都有点新意，年年必不可少，年年却有固定的仪式。
许多年后，在新衣服和瓜子儿不再被我们惦念的时代，在对联和春晚都沦为背景的如今，我们也彻底失却了当年的年味。要问这感觉是好是坏？说实话，这滋味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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