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支左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里，全国各地，无论机关、学校、工矿企业、部队和农村。总之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被发动起来了。而且每个地方都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战斗团、战斗队”等等。在每个地方这些群众组织中都有造反派、保皇派之分。
当时部队介入还可以，在稳定社会治安，保护基本群众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时间一长部队也自然卷入了派系斗争，特别是在全国性的武斗期间，部队暗地支持一派，压一派，制造了不少的流血事件。1976年宣布文革结束后，回忆起来部队真做了不少错事，介入“文革”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1967年下半年我一人到贵阳三中“支左，当时学校很乱，全校已“停课闹革命”没有看见老师，更没有看见学校领导。学校成立了很多的群众组织，主要是造学校领导的反，抓学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军代表只能和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联系工作。学生们的主要任务是天天写大字报、大标语，上街游行示威，早已不说上课的事。还到贵阳十三中搞了一段时间的“支左”，情况和三中一样。然后又回到部队。
为筹备庆祝贵州省成立革命委员会做准备工作。当时我们连在贵阳市的驻军中威信高，知名度高。报社记者、省电台的记者常来采访，当时还没有电视台。经常报道7611部队某部七连的消息。
当时贵州省在全国也比较红，全国各省成立革委会的时间依次是北京、上海、山西，贵州省紧随其后，列第四。贵州省成立革委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的标题就是《西南的春雷》。在革委会成立之前的一个多月，我们连天天就走正步训练，训练是相当辛苦的。在贵阳主要街道正步走上一圈要一小时四十分钟左右，那比当农民干活辛苦多了。1967年2月24日，贵州省正式成立革委会。早晨天上下着蒙蒙细雨，2月份贵州的天气是十分冷的，一直等到10点过才开始游行。我们连是一个方块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全连的干部战士都感到十分荣耀。
1967年春部队又派我到贵阳化工机械厂“支左”该厂有职工约一千人左右，有八个车间。我们进厂的时候，工厂的局面十分混乱，不时出现“武斗”现象。群众组织对立严重，生产处于基本瘫痪状态，形势十分严峻。几乎每天都是学习和批斗“走资派”的会议，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经常把所谓的“走资派”楸到成立游行示威。
在省化机厂一年多，该厂的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
1968年7月左右，全团调防到云南，团部驻文山州。我们连派驻在与云南、广西交界的富宁县。
该县较小、贫穷，县城的主要大街不足100米长。连队驻县城，我们“支左”的人员直到同年11月才离开贵阳回到部队。
回到连队后不到一个月又派我到文山州的广南县“支左”，这个县是云南省的大县，当时人口四十万，我被派到该县公路养护段和县农机厂，同时任两个单位的革委会主任。工作从贵州到云南走到那里都一样。
1969年夏部队又从滇南调往滇西，师部驻下关市，团部驻保山市，连队驻腾冲市。大概在同年底“支左”人员也从滇南回到保山，这时我们连已从腾冲调回保山。
冬天的保山白天很暖和，中午在阳光下可以穿衬衣，而晚上的温差特别大，晚上下的霜如同下了一场薄薄的小雪。保山离昆明800多公里。保山的坝子很平很大，飞机场离营地也只有几公里路。星期天我们可以去租自行车骑到飞机场去看飞机，保山的环境很不错。
我第一次看见了露天煤矿，而且是无烟煤。煤矿是一座山，用推土机推开表层泥土，露出的全是乌黑的煤，汽车去运煤将车倒到煤山脚下，用钢钎撬几下就是一车煤。
1970年5月部队再一次调我到下关市茶厂“支左”。同时进厂的军代表有两名，也就是团后勤协理员宋光才和我。他任革委会主任，我任副主任。
该厂有职工600余人，五个车间，四个股室，当时的年产量是81500担，是整个滇西片区最大的一家茶叶加工厂。大量的产品的销售对象是西藏，供藏族同胞饮用的砖茶，就是打酥油茶。
在一个单位“支左”的时间最长就要算下关茶厂，长达三年之久。
其间有两次出差，一次文革期间搞“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厂里派我和一名工人出去搞外调，查厂里所谓的“走资派”的历史问题。主要是到四川泸州泸县的敌伪档案，历时一月左右。
路过重庆时到一个朋友那儿去玩儿，不慎被小偷摸了包，身无分文。靠那位工人仅有的一点钱回到昆明。转乘一辆运氧气瓶的货车回下关，行至祥云县的公路上，车上燃起了大火，我在驾驶室根本没有发现，路边的群众在大喊“车上着火了”。我们才停车上去，驾驶室背后燃起大火，车厢都烧燃了。我们的行李包有烧燃了。经清理只是我的提包烧了，大衣也烧坏了，算我倒霉。驾驶员说，我们运气都不错，要是把一车氧气瓶烧爆了可不得了，整个公路都要炸断，更不用说我们了，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下关茶厂的茶叶销西藏，其运输路线是用汽车运往成昆线的广通站，由火车经成都、宝鸡、兰州、柳园下火车，再用汽车转运，经青海沿青藏公路进藏。
1971年盛夏时节，厂里的茶叶在柳园转运站受潮，发霉变质。转运站是在戈壁滩上，没有任何库房，在戈壁上搭上两尺高的地楼，把茶叶码成堆，如同一幢房子一样高大。上面盖上篷布即可。包括百货等所有的商品都一样。那年遇到了60年未遇的一次大雨，所有的商品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茶叶受损后，要求厂方派技术人员和工人前往处理。当时厂里决定由我带20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前往甘肃柳园处理此事。
柳园的条件十分艰苦，初到高原反应强烈，上气不接下气，嘴唇干裂，呼吸困难。早上五点左右天亮了，晚上要九点过天才黑，最不习惯的是用水。此地没有水资源，所有的用水是用火车在近两百公里外的疏勒河运来。一个人一天只有大半盆水，早上洗脸，中午再洗脸洗手，晚上还要用来洗脚。在那里工作了四十多天，完成任务后回厂。1973年6月根据上级的统一安排，部队在所有地方“支左”的人员一律返回部队，至此完成了“文革”期间部队介入地方的“支左”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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