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夷居中国

历史不是刀光剑影鼓角争鸣、不是暗流涌动宫廷死斗、不是文人雅士千古风流，更不是四爷十四爷谁杀了谁、不是华妃珍妃谁当了正房、不是小李子与侧福晋发生了关系，我们需要高端深邃的历史——穿透历史迷雾，找到历史的第一性原理，理清历史发展脉络；我们需要生动有趣的历史——拟人化、有人性、说人话。

这本《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已经在学术圈火了，有幸在出版后第一时间读到，甚是欣慰。确实没想到，作者张经纬先生的视角如此奇特，模型如此简洁（一句话就能说清），野心如此之大（可用于世界范围）。这本书不仅让你看明白武王伐纣、烽火戏诸侯、平王东迁、卧薪尝胆、王莽篡汉、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八王之乱、靖康之耻等若干典故的真实情节，更让你看懂中原农耕王朝的挣扎，他们总在想办法对抗草原游牧民族，从秦始皇的“全域封闭”，到汉武帝的“主动出击”，再到汉光武帝的“给钱打仗”，以及最惯用的“以夷制夷”，为什么当初的万全之策总是埋下覆灭之雷。

在正文之前，我想用一句话概括全书精髓：文明摩擦产生挤压动力，地理决定压力传导方向，压力传导推动王朝更替。其实，你完全可以跳过前几部分的理论而直接进入周朝开始的历史叙述。

一、地理，舞台

尽管地理决定论没少遭人诟病，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天然的地理结构使得人类只能在某些地域大规模聚居，进而形成适应环境的独特文化，比如低纬度地区的农耕文明和高纬度地区的游牧文明。

东亚大陆的地质构造，可以基本归纳为太平洋和冈瓦纳两大构造板块从东西两个方向与劳亚壳块（包括今天蒙古高原、中西伯利亚高原在内的北亚地区）的拼接。因此，我们可以把东亚大陆的基本构造形象地描述为一个“底边在上，以重心和三个顶点连线三等分的等边三角形”。三个板块像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在一起。

标准模型
齿轮咬合图

在构造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开阔缝隙”，就成为人类往来具体区域时的“必经之路”。在这些“必经之路”，如果又处于气候过渡带，往往也是文化（经济）类型交错的地带，就成为文化遭遇频繁、催生“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比如连结新疆和内地的河西走廊，连结西藏和内地的茶马古道，以及连结东北和内地的辽西走廊，这里坐落着著名的山海关。而历史（更确切说，即人类史），正是文化遭遇的结果。

东亚大陆人群迁移标准模型

张经纬研究发现，由三大构造板块组成的东亚大陆每个区域内，人类迁移趋势保持了某种固定的（矢量）方向。

迁移趋势图

从图中可见：第一，大平洋板块（齿轮）因为与另外两个产生互动（仿佛就是阴山漏斗和渭河漏斗），可以看成是主齿轮——这也是农耕文明主要聚居地；第二，大平洋板块（齿轮）运动方向与另外两个方向相反。
张经纬概括出4条东亚人类迁移的内在原则：

人类迁移原则一：相邻板块区域的人群迁移趋势相反。
人类迁移原则二：每个板块区域内所有层次循环圈的迁移趋势都相同。
人类迁移原则三：遵循板块总体迁移趋势的人群，迁移难度低于相反潮流者。
人类迁移原则四：地理构造通道交汇位置有且仅有两股人群互动，这两股人群关系具有交错叠压的循环性／周期性特征。

谁推动了齿轮第一下

从读这本书开始，就一直就在想，压力传导和人类迁移我能理解，但原动力在哪？也就是什么导致这种运动方向不变，以及每个板块齿轮的转动最初的动力源于何处？就在于齿轮的咬合处。

当任意两个相邻且操不同生计类型的社会相遇，其中食物性产品生产率较高的社会，就会因为（用其剩余产品控制）与另一个社会的物质交换，导致两个社会的生产—消费结构发生无法逆转的变迁。

这段话很重要，我用“人话”解释一下：比如，当某农耕民族与某游牧民族相遇，因为文化——经济情况不一样，就会做生意各取所需（不要总想到抢，能坐下来谈没有谁愿意打仗），比如农耕民族提供吃的、穿的，游牧民族提供马匹，甚至农耕民族给钱封官，游牧民族帮忙打仗。但是，随着双方依赖性增强，也就是合作太深后会发生问题，首先是双方的生产结构变了，游牧民族索性全民皆兵、只搞畜牧业，对农耕民族的生活必需品依赖性越来越强，直到超过农耕民族的物质生产最大提供量。这个时候，游牧民族已经进化得军事化程度更高，权力更集中了，甚至还会出现生育小高峰，就会因为吃不饱而反戈一击，东亚人群流动的“齿轮”就开始运转了，并通过两股交汇人群的互动（后来者对先到者的覆盖），呈现出定义“文明”所需的一系列要素——城市、阶层、王权等等。

下面，我就按照这个模型，逐一解释周朝至清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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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故事

在东亚大陆上，最早建立起国家这种组织的是夏→商→周，但越是往前追述，我们可以依赖的证据就越少。作者张经纬于是从数据充裕的晚近（秦以后）历史中构建模型并检验模型，再运用这套模型去推导夏商周时期的人类互动。
所以，我们所见的，都基于同一个模型，而东亚大陆历史（人类史）也就是同一个故事，只不过演员换了一批又一批。

周朝

周人的祖先名叫弃，以其对农业的贡献而著称，后号称后稷。他在儿时便“好种树麻﹑菽”，成年后“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也就是一个少年农业天才，成年后更是一把种地好手，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掌握种地这种技能无疑是有光环加持的，就像大陆80年代开卡车的，现在华尔街搞金融的。

如果你看过封神榜，就知道了周文王姬昌曾被商纣王关押，后来给放了。事实基本属实，但具体内容就不是封神榜那个版本了。

从后世出土的商代卜辞看 ，纣王这人既不好色又不嗜杀，还体力好颜值高，可谓国民好老公，怎么看也不像昏君。那他为啥干出放虎归山这等蠢事呢？其实，历史上很多的昏招都有很多的不得已。

当时，商朝战事不断，打仗就需要武器，尤其是稀缺的大杀器。在商末，就是战车。通过考古证据，我国没发现早于商代晚期的有关车子的任何资料，那商代晚期马车为何突然出现。据此推测，周人送上大量马匹和战车让纣王释放了姬昌。

“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商朝不仅释放姬昌，还授予这位后来的周文王象征军事力量的“弓矢斧钺”。这意味着，姬昌不仅收获了自由，还获得了商人西部边境的军事授权。

从纣王角度看，放了姬昌让他为自己服务远比囚禁、杀死他更有利于西部地区的稳定。表面上纣王掌握着姬昌的生死，后者需要送马送车行贿求生；换一个角度看，这表明商人没有更多向周人施压的手段，更像是要用军事授权和物质财富，来换取西部地区的稳定。

但是，通过扶植周人来稳住西边的做法，随着周人社会的日益壮大，将增加商人购买忠顺的成本。因为，商人派遣周人越顺手，就越愿意用，而这种不断增长的出动频率，导致周人有时甚至拒绝从征。

同时，周人专心为商人提供马、车等物质资源，以及打仗等军事服务，为此带来了充裕的“财富”，引导了周人社会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人口越来越多，但农业生产者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去养马造车去了。

一旦这种财富流动因种种原因停滞，为缓解食物紧缺的状况，周朝人就得去找吃的——人群的“迁移”便会发生，往哪迁移?自然是有粮食的东边。在周人沿着渭水河谷向东之际，武王姬发即位。或许是吸取了父亲的经验，周人社会从依赖贸易的交换经济，成功过渡到拥有更大规模、更稳定的经济类型。

一个做大做强的周人部落出现在商人的面前，商人一方面要承受周人西来的压力，另一方面还要承受向东夷传递压力所受到的阻力，各方压力反过来作用于商人社会内部的生产。在劳役、赋役中不得喘息的“商人们”只有选择暴动，周武王于是一呼百应，纣王也就在牧野之战中一命呜呼。

秦朝

西周后期，诸侯越来越不服从管理，急于增强军事实力的周朝对战马需求很高。为此，周人依靠军事优势征服了西戎，获得马匹。而西戎中的一部分率先输诚，其中就包括非子一族——秦始皇的先人。他们成为马匹的固定供应者，并因此比其他西戎和周人走得更近，不但垄断了马匹生产和交易的特权，而且和周人联盟中的成员结成了姻亲关系。

反过来，和周人的结盟关系，以及垄断生产后的经济特权，提升了这部分西戎在群体内部的权威，结果即是大家都喊你老大。

“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出现在此时，褒姒红颜祸水的形象从此生动起来。但我并不相信，退一万步，如果真有褒姒这样一个美女，她也笑了，只不过是周幽王放了烽火在前，敌军看到烽火没来，诸侯来了，于是褒姒笑了。哪有什么为博一笑调戏诸侯？真实情况或许是，诸侯不堪周幽王的征发想罢工，编出一个不仁不义轻浮幼稚的国君形象。

诸侯出工不出力，而强敌环伺，于是有了“平王东迁”，周朝进入东周时代，秦襄公在西边得到更大的授权。东周分春秋战国，总之一个乱，当东部国家的战争机器频繁开动，导致战马锐减而补充乏力时，独占马匹产区、且获利颇丰的秦国，很容易就将这种生产优势转化为军事上的胜利。

在周人东迁同时，秦人社会开始自然扩张，这表现为秦人控制渭水河谷过程中不断伐戎，为秦人向东的过程中提供了地理优势之外的精兵良马。当秦人向东边——汾河谷地晋人施力时，由于大兴安岭—太行山构造带事实上是东北—西南走向，最难受的其实是东北面的燕国。正因为这个道理，秦国和晋国还渡过了一段愉快的蜜月期，这就是“秦晋之好”的由来。但因迁移通道固有的多元性，晋国还是在压力面前分裂为韩赵魏，也就是“三家分晋”。这一次，还是燕国，受影响最大，因为距离更近的赵国对燕人形成更直接的压力。

燕人也不赖，照搬照抄周人那套做法，他们从东胡、匈奴那获得马匹等外部支援，甚至可能还招募了雇佣兵，令其在短期内获得阻抑齐、赵的优势。只是毕竟生产力所限，经济跟不上而回天乏术。同样的，还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都是炒了一把短线。

而秦人除了向东传递压力，还向东南方向的楚国施压。楚人被迫从渭水迁移到汉水流域后，开始对长江干流的越人施加压力，打不赢中原诸国，收拾南边一盘散沙的百越（越人所建的诸多小国）刷刷存在感也行。

这一把存在感刷完，把干越国（百越之一）的人都赶到了越王勾践的领地，此时勾践还在吴王夫差那里尝大便。话说公元前493年吴国就取得了对越国的决定性胜利，谁能想到11年后越国就翻了盘？正是在楚国压力下不断向东迁移的干越人加入勾践的队伍，还带来了当时最牛的军火技工群体——干将莫邪都是干越人，有了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的加持，勾践才能绝地逆袭。

只是在此你读不到关于西施的任何故事。要说吴王夫差好色败国，我是不怎么信的，你看吴国那是四战之地，南边越国怀恨在心，西边楚国动不动就要过两招，东边的齐国虎视眈眈，北面的三晋蠢蠢欲动，烦得觉都睡不着，哪还有心思谈恋爱。

当年晋国都抵挡不住秦国，何况六国？所以，后面的故事就是贾谊所说的“及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秦国势如破竹天下一统就没啥可讲的了。但秦始皇马上犯了一个错误。

秦始皇作为首位试图控制东亚人群生产与迁移的农业社会统治者，千古一帝想的是怎样基业永续。他不仅修建连接长城，还围绕长城戍守和出击，这让秦始皇陷入了巨大的供应陷阱。何况帝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第一次出现，相应配套的制度建设也远远没有跟上，秦帝国在生产—运输方面的薄弱性，使之迅速陷入了生产、消费之间的严重失衡。军事方面（人力、物力上）的支出，导致了生产结构的紧张和王朝的速朽。原以为的千秋万世，结出一个二世而终的果子。

其实，我们也不要怪秦始皇，在那个时代这个问题近乎无解，后来西汉的汉武帝刘彻，东汉的汉光武帝刘秀，各种牛人，都想出了看似不错的办法，事实证明，那仅仅是暂时有效。接下来，我们慢慢聊。

汉朝

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侵入了晋中盆地的太原。刚当皇帝不久的刘邦亲自率军迎战。可是汉军遇到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两个对手：一是气候，“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手指都冻断了，还怎么打仗呢？二是骑兵，匈奴骑兵可不是项羽的楚地骑兵，据说匈奴展现了“精兵四十万骑”的优势兵力，而他们在“大寒雨雪”面前也表现出很好的适应能力。最后，刘邦还是通过贿赂单于小老婆的方式才得以突围，这种利用女人妒忌心的案例怎么看都像是编的，我也没有考证，算了，知道刘邦反正吃了大亏这件事就行。

之后的若干年里，匈奴继续表现出对南方农耕文明的兴趣，不过在南部顽强的阻击，金钱美女的伺奉（以王昭君为代表），以及精神鸦片的吹捧之下（吕后给单于的信都自称妾身，不知道单于知道了这个女人的事迹后，会不会庆幸和她不是很熟），这些尝试最后都浅尝辄止不了了之。

休养生息几十年，到了汉武帝时期，农业帝国开始展现巨大的经济——军事优势，而这是缺乏雄厚粮食生产的匈奴所不具备的。时势造英雄，卫青和霍去病两大猛人从此成了匈奴人的噩梦，匈奴人只好按照地理构造预设的脚本，围绕蒙古高原顺时针迁移。

匈奴迁移图

但单于显然低估了农业社会巨大的经济动员能力，刚落脚漠北，汉军就尾随而至。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在阿尔泰山北麓与单于展开决战，单于大败，连老婆娃儿都搞丢了，只和一百多人仓皇逃走——“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

汉武帝刘彻终于迎来了他们家族的高光时刻，一雪刘邦前耻，一扫吕后阴霾。他领导的南部农业帝国前所未有地将对手驱离得那么远，还前所未有地扩展了自己的边界。当然，代价也是沉重的：“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

没想到的是，更沉重的还是战后，为了稳控辽阔的疆域，以及维持与北部草原其它民族物质交换路线的通畅，汉朝越来越多地卷入了河西走廊的事务当中，也令自己与沿途人群的关系日益紧张。面对祁连山北坡河西走廊的军事补给难题，汉武帝想出了屯田制——避免物资远距离运输过程中的成倍耗损，“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农业社会的移民暂时承担了那些原本负压在西羌身上的供给义务后，河西四郡的效果开始展现。

好景不长，和秦人不堪周人、周人不堪商人频繁的军事征发一样，河西走廊的羌人也被迫频频反水。实在不堪重负，晚年的武帝遂有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第一次，皇帝作检讨，内容主要是不懂爱民，过度用兵导致饿殍遍野。

但一个国家的政策是有路径依赖的，武帝尽管检讨了自己，他的经济政治遗产还在，西汉帝国内部已是“贫弱愈困”和“富者田连阡陌”。这一切，都为恭俭克己的王莽的政治上升，铺平了道路。其实，他的诸多节俭、孝行事迹，不过是与社会生产不足密切相关的文化隐喻。理想主义者王莽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刘秀。

吸取了西汉武帝穷兵黩武天下虚耗的教训，东汉采取了“不劳师而币加”的核心策略。简单说就是，不像汉武帝那样派南方人亲自上阵，而是我给钱让人帮我打，这算是“以夷制夷”的早期版本，和商人让周人、周人让秦人摆平周边的做法一脉相承。

在匈奴被迫围绕蒙古高原作顺时针运动的过程中，顺着这个压力传导方向，鲜卑人被匈奴人从贝加尔湖以东的北亚地区，推到蒙古高原的东侧。

从东汉这边看，原本被匈奴引为援军的鲜卑，正是“不劳师而币加”的最佳实施对象。从实际效果上看，这个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鲜卑人打起仗来也是一把好手，于是，匈奴人要么就此彻底融入了东亚其他民族，要么索性跑到了欧洲，这帮被欧洲人称为马扎尔人的匈奴后代，足足骚扰了欧洲人几个世纪，直到公元995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奥托登场，才基本绝了后患。

但“给钱”这个策略有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后果——推动鲜卑社会转型。提供军事服务的鲜卑每年固定获得“二亿七千万”后，一方面，大量粮食、战略物资流入了鲜卑社会——最终导致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军事服务的财利刺激同时推动了鲜卑社会的军事化过程，军事人口上升，生产性人口下降，也就变得特别敏感。为啥？一旦没仗可打了，收入就没了，但自己人又早已不会种庄稼，怎么办？那就只有抢财主的，转而促进了向“地理漏斗”以南农耕区域迁移施压的欲望。

还有，当东汉“不劳师”策略用顺手了，进一步导致了人家疲于征发而反抗。而这种由外而内的压力传递，既打乱了农业帝国在东部的防御序列，也使南部农民面临高强度生产和军役、徭役等多重负担。到了东汉末期，不堪重负的人们为逃避徭役带来的无尽痛苦，要么流亡，要么自卖为奴，要么起为盗贼……新出现的宗教给了人们新的精神寄托，越来越多的农民投入张角虚构的“太平世界”，黄巾军起义大爆发。

虽然黄巾军——张角的叛乱并没有持续很久，但西汉帝国已经奄奄一息。而那些原本在边塞之外的乌桓、鲜卑、羌胡等等，也顺理成章地被“邀请”参与到农业帝国的内部政治当中。

于是，一个大家熟悉的大反派出现了，西凉军阀董卓率领着他那支羌人和汉人混合的军队占据京师，掌握了最高权力。接下来，就是三国时代。

刘备三兄弟被太平洋板块的逆时针循环送到了印度洋板块东部的川西平原。太平洋板块的孙吴，则联合南边的山越人口，获得抵御北方的人力资源。在西伯利亚板块南缘，乌桓和鲜卑成为曹魏的重要军事盟友。沿用“不劳师而币加”政策，加上占据了东亚大陆主要农业生产区域，魏国在很长时间里还能维持雇佣外援的支出，这种生产—人口优势也是他们在三国中占据上风的主要原因。

这种微妙的平衡很快就被司马家族打破，因为司马懿在雇佣鲜卑等外援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当司马懿的后代在“八王之乱”中，分别求助于徘徊在“地理漏斗”附近的不同部族武装时，表面上是司马氏内部斗争，更深层次则是社会内部在外界人口压力之下不堪重负的结果。

唐朝

建立在北周、隋代基础上的唐帝国，也继承了它们的政治——经济版图，面临北方突厥以及西北吐蕃兴起后的迁移压力。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唐朝的强大表现在对高句丽、突厥和吐蕃的军事胜利上。

为了维持盛唐的武功，唐朝试图在维持这几个战场的基础上，减少普通生产者的持续减员。因此，那项东亚历史上由来已久的策略，被发扬光大，并收获卓效，那就是吸收更多的是边缘地带部落力量帮忙。加上，李氏家族本来就是胡汉混血，在这方面更是放得开，所以我们看到的唐军常常是一只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比如，在唐太宗时从征高丽的，有铁勒酋长契苾何力率领的部兵；高昌、龟兹之役中，有东突厥可汗阿史那社尔。由唐朝将领为统帅率领府兵，而由部族首领将本族武装部队策应或担任侧翼协助，从唐代初期开始，就成为唐朝军事胜利的保障。当然，这项策略也对终结盛唐的“安史之乱”及之后的藩镇割据负有重要责任。

安史之乱后，矛盾继续发生在农业帝国内部，中央政府与各节度使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断蹂躏东亚大陆主要生产区，极大削弱了农业社会的生产力。后来的庞勋之乱、黄巢起义，都可以视作社会生产与消费之间失衡的结果。

李克用父子的后唐自然延续不了唐朝的余辉，但李克用的盟兄弟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国，将逐步登上舞台，而源自党项的杨氏家族坚定地与南方的农耕民族站到了一起，于是有了后来代代相传的杨家将抗辽的故事。

宋朝

契丹（辽国）因为长期为唐朝提供军事、后勤服务后，从畜牧产品的供应到军事授权，于是在“后”唐时代率先崛起。但由于党项西夏的存在，辽国只能控制燕山南北的燕云十六州，无法独自推动东亚齿轮的旋转。而长期与北宋交战的物质需要，契丹又不得不不引入金人的人力、物力支援。金人社会随之也发生改变。

后来北宋与金借助海路，联合攻辽。耶鲁阿保机的后代打不赢，只有跑。可见，宋、辽、金都各自遵循了东亚“齿轮”运行轨迹：北宋→金→辽遵守了太平洋板块的逆时针循环。其后西辽复立于蒙古高原西部，并试图围绕西伯利亚板块——蒙古高原作顺时针运动自北向东南伐金复国。无奈大势已去，最终只得沿着阿尔泰山、天山之间通道西去中亚。

金国做大了，于是有了后来的靖康之耻。历史进入南宋时代，但唐朝藩镇割据和唐宋之间五胡乱华的影响非常顽固，金国照样遇到了发生在前辈辽国身上的问题，一大帮游牧民族实力都很强，谁也搞不定谁，互相掣肘，金国也就拿不下南宋。此时，按照惯例，金国一定会扶持出某个人。对的，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宋帝国也就来到了黄昏。

元朝

在参与金朝的军事征发过程中，蒙古乞颜部可汗铁木真迅速成长，被金朝封为“札兀惕•忽里”（部落首领）。在此已无需废话，这种事对早已通过贸易活动经历社会转型的蒙古部落而言，军事授权意味着什么？

十年之后，成吉思汗选择了从东亚大陆地理漏斗位置开始了他的征途，攻击西夏。与从辽西走廊南下攻宋，从而违背了太平洋板块的逆时针齿轮的辽、金两朝不同，他的选择指引了后辈，在汉水河谷踯躅难进之际，远涉云贵高原，最终转动起东亚大陆的齿轮：这决定了成吉思汗将建立起比前人更伟大的事业。

牛逼啊，这不就是伟大的战略创新吗？

明朝

14世纪中叶，是属于徐达、常遇春、冯胜、蓝玉等一干猛人的时代，朱元璋手下可谓将星闪耀，而他们的对手，成吉思汗的后代则阅尽了大都的繁华，弯弓射大雕早已力不从心。1368年，蒙元政权主动放弃大都，一路狂逃到北风呼号的蒙古高原东部，改头换面为“北元”重新参与东亚大陆的政治游戏。

和前面那些汉人帝国一样，明帝国非常欢迎黑龙江下游人群为自己服务，这一次，除了防备北部高原向南的人群流动，还有更大的妙用。早在明成祖朱棣还未抢亲哥的皇位时，他就在封地积极招募女真、蒙古等人群，这无疑增加了他在“靖难之役”中的实力。当然，也埋下了明朝灭亡的伏笔。

朱棣麾下的建州卫军民指挥使是建州女真受领阿哈出，通过阿哈出他招募了另一位更重要的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其实，这就像是靠裙带关系爬上去的，因为猛哥帖木儿和阿哈出是亲家，阿哈出和朱棣是亲家。而猛哥帖木儿是努尔哈赤名义上的六世祖，这样看上去怎么感觉明清一家亲，明清更替就像一个大家族内部换了个掌门人。

女真人与明朝人的关系，就像以往看到的那样，包括努尔哈赤祖孙三代，都在明朝名将李成梁手下打过多年的仗。 后来，明朝内部的叛乱不过是提高人力、物力生产以应北部满、蒙危机的极端反馈。当外部压力通过生产结构的调整向内传递时，内部的消极回应加速了农业帝国内陷的速度，这下轮到张献忠、李自成登场了。

清朝

话说当年北元跑到蒙古高原，除了明军一路向北穷追猛打欲斩草除根，西边的瓦剌也想趁机揩一把油，真是墙倒众人推啊，想当年，黄金家族叱咤欧亚大陆，你敢在旁边哼哼发杂音，小心老子屠了你的城。

形势比人强啊，北元无奈又循着板块的轨迹开始顺时针运动，支持他们的科尔沁部亦不断东迁，这下就波及到了黑龙江下游的女真人群。

在地理通道内外部压力的推动（蒙古东进迫使女真南迁）和农业社会的内部吸引（表现为亲属关系背后的物质联系），建州女真进入了变迁的轨道，也开始了他们之后数百年的文化进程。在与明朝的交往过程中，随着“人参、皮货”贸易增长，女真社会的结构性局限逐渐显露。女真渐渐从自给自足的渔猎社会，转变为依靠贸易获得粮食“接济”的交换型社会，从而将发生从人口数量，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巨大改变。

逐渐，财富的涌入，实力派首领对贸易渠道的控制，以及明朝为平息贸易纠纷、边境躁动而采取的绥靖手段，一方面使得双方交易水平朝着不可控的方向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也令女真地方首领的权威节节提升。

1608年，“努尔哈赤以五千骑叩抚顺关，挟参索直”，拉开了女真与明朝军事对峙的序幕。这就是著名的“一场人参引发的血案”。其原因，是辽东经略熊廷弼为限制努尔哈赤而暂停市场交易，导致女真人参积压，两年之内腐烂了十余万斤。
你想，我们部落过去几年全部栽人参采人参，囤积了好几年，农业都荒废了，现在你说不做生意了，人参又不能当饭吃，怎么办。明朝的政策，更加激起了女真的反弹，同时又加强了代表女真喊话的努尔哈赤的权威，还坚定了女真利用开垦土地来摆脱交换经济之弊的尝试——直接控制、占领更适宜的粮食产区和更多生产人口。

1630年秋天，崇祯皇帝以“专事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入犯，顿兵不战……”等罪名，将曾任蓟辽督师的名将袁崇焕磔于北京西市。磔，就是大卸八块，你说多惨，关键是很冤。从以上明朝和女真的互动关系可见，袁崇焕“以市米则资盗”的罪名是不成立的，他只不过遵循了古已有之的绥靖之道，先给点吃的穿的，把敌人稳住再说嘛。只不过，深陷贸易赤字的晚明，既没有维持购买皮货、人参的经济实力，也无力抵御又一波汹涌的人类迁移之潮了。而这或许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答案——人类互动—迁移的动力之源。

在清朝入主中原的两个世纪后，北海—萍乡—绍兴断裂带最南端的群体掀起了东亚大陆距今最近一次大规模人口压力的传递。这支自称太平天国的人群，再一次沿着古老的断裂带一路向东北方向而去，最终耗尽了清朝的农业剩余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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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描述主要是三大板块的粗线条互动，其实如最后一段太平天国运动的路线所展示，大板块内部又有若干小通道，这些通道又是内部压力的传输渠道，深究内部传导和外部传导的叠加效应，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同时，作者还追溯了商朝的起源，以及这个模型在欧洲大陆的运用，当然了，君不见罗马人灭了希腊、日耳曼人灭了罗马，原来光天化日之下，没有那么多秘密。

而书名为《四夷居中国》，也就是一种包容、客观的视野，如我们所见，中国是所谓的汉人与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互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