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两千年》很好读，在第一章的末尾，作者就甩出了本书的主旨：
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而讳言自己是商鞅、韩非的信徒，是中国两千年秦制时代的常态。
秦制的特点：
1. 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
2. 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了追求这一点，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统治者倡导的历史教训通常都是“假的历史教训”，从秦开始的封建王朝，几千年来，无论外表如何变化，其精神内里一直是统治者在延续“以最大限度汲取社会资源”，打造原子化的社会。可解读为，实行愚民政策，最大范围获取民脂民膏，奴役百姓。
在前言，作者讲述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东平王刘宇向侄子汉成帝求诸子书及《太史公史书》，被驳回了，原因是诸子百家之倡导与朝廷的主流是唱反调；太史公史书记录了本朝秘事，不宜外传。汉成帝的回答是，现行朝廷推荐的五经记载了天下所有事，读五经足矣。
主旨：汉成帝的做法潜藏着自秦汉至明清袭用的统治术：即公开宣扬的历史运行逻辑并不是真实的历史逻辑。
第二个故事：武则天开告密通道，魏玄同宁肯含冤自裁，也不告密自辩清白。
主旨：告密时代，统治者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魏玄同的存在，是黑暗告密时代的一道光。
第三个故事：蔡京要刻录奸党碑文，他把王安石、苏轼等反对新法的元祐党人列入奸党，刻碑。石匠很为难，拒绝在石碑上书写自己的名字。
图书的内容是对三则故事的回应：所谓的历代统治者的历史教训都是“假的历史教训”，而统治者吸取的“真的历史教训”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灾难。
虽然不知道第二个、第三个故事寓意到底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但我认同作者最后的观点。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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