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宏
在日本许多城市的公园里，经常能见到流浪汉。像东京的代代木公园，几乎成了流浪汉的乐园。流浪汉们就地搭起帐篷，有的干脆就住在旧纸箱里。他们的帐篷不大，大都有固定支架。二个像中国北方农村常见的做平板车用的胶皮轮子，用钢筋焊好支架，帐篷就搭在那上头。空间虽然狭小了些，摆放流浪汉们不多的几件生活用品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这样还便于移动，选择不同的地形。 因为有免费的自来水和公共厕所，公园是流浪汉们最喜欢呆的地方。除了公园，他们也喜欢在桥墩下或者是城市的某个犄角旮旯，给自己造一座纸板做的小屋。流浪汉们大都十分安静，几乎每个人都有一辆自行车，有行李手推车的则大都是老人。他们骑着自行车去捡空易拉罐，或者是别人丢弃的旧杂志，抢在垃圾车到来之前把别人放在屋子外面的可以回收的东西收起来。东京的流浪汉除了脏一些，似乎与普通人没有多少差别。穿着拖鞋骑着自行车的流浪汉，看起来就像是一名普通的送货工。公园的游客显然也早已对他们见怪不怪了。日本人虽然生性冷淡，倒是能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虽然警察偶尔也会找他们的麻烦，但等警察离开之后，流浪汉们的帐篷便又会搭起来，重新过自己的日子。 日本社会的福利是很完善的，每个月连流浪汉也能从政府领到十多万元的生活救济金。但据说，那些流浪汉却大都不愿意拿这笔钱。倒是宁愿用卖废品挣来的一二千日元，去换取每天吃的盒饭和清酒。其实，许多流浪汉以前都是有过正当职业的，做过公司职员之类的，只是因为裁员失业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这才选择了流浪。有许多人甚至根本就不是无家可归，出走和流浪只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异于常人的生活方式而已。
在日本时，我曾采写过有在日华人成为流浪汉的相关报道。对其中一个叫阿全的流浪汉，印像特别深。阿全那时已经是个老人了，不过看起来还算健壮。留一部花白的胡须，头发扎成一个小小的发卷。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公园的自来水龙头下用剃须刀修面。阿全来自中国北方的一座小城，已经在日本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最初在餐馆洗盘子开始，后来到日本的公司打工，辛苦奋斗多年，最终拥有一家有20多名员工的小公司。阿全的公司是做卫生用品生意的，开始时似乎还不错。后因经济不景气和同行之间的倾轧，导致公司经营不善，效益日渐下滑。阿全的妻子比他年轻许多，那时根本就不体谅他的难处，阿全变得越发抑郁、消沉。有一次，阿全被朋友拉去打麻将消遣，后来逐渐染上赌博恶习。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便将多年的积蓄输得精光。不仅卖掉了公司，还背上一身的黑债。每天讨债的人不断，甚至连人身安全都难以保证。无奈，阿全只好抛妻别子，离家出走。在阿全离家之后，他的家人曾四处寻找过。据说也曾在什么地方找到过他，不过阿全却拒绝回家，很快便再次失踪。后来，阿全再没有与家人见过面。
长篇小说《我走了》中的巫加越，就有点像那个流浪汉阿全。这个在国内时因过于颓唐和不思进取而与妻子离婚的中年男人，有着与阿全相似的奋斗经历。最终也与阿全一样，离家出走，成为一名不受社会规范约束的流浪汉。其实，不仅是巫加越，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处于某种游离的出走状态。他们怀惴梦想，却充满灵魂无所依傍的痛苦和注定的孤独。远嫁日本的中国新娘别小诺，因为学生时代的一次意外，而把自己逼进终身出走的境地。别小诺的那个从未谋面的日本丈夫，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个象征。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抑或是一个无人能解的误会。当然，也可能只是那个日本男人某一天忽然厌倦了自己的生活，于是就像巫加越一样，决定离开家出去流浪。谁知道呢？
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别小诺的同事、留学日本的年轻女子马寄南。马寄南对理想与爱情的执着追求，使她的生活充满许多不可知的变数。与许多在日华人一样，对于身边这个华丽而陌生的国度，她并不能融入其中，只能在它的边缘焦躁地走来走去。这个国家就像是一座庞大得几乎望不到尽头的建设物，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金属光泽，虽然无色无嗅，却像针尖一样扎挠着她身上的每一寸肌肤。站在这座庞然大物面前，马寄南总是会无来由地惊惶失措着。在这里，没有什么是值得她关心的事情，也没有爱她或是她爱的人。但是，马寄南毕竟与别小诺不同，不甘心永远做一名游走者，最终还是决定回国，虽然回国之后的情形并不一定就会变得更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个发型师阿富其实也与别小诺失踪的丈夫一样，只是一个模糊的象征。
这部长篇小说是从五年前开始创作的。那时我早已离开日本来上海工作，但在写作时，小说中的人物却开始在记忆中变得日渐鲜活生动起来。他们的理想与希望、痛苦与挣扎，从文字中流淌出来。他们行走在异国他乡的大街上，脸上虽然浅淡冷漠，心中却仍然留存着些许温暖。他们是坚韧而皮实的一群人，面对冰冷的现实，即便梦想一个个破灭，依然会决绝地往前走。虽然在前方迎接他们的，或许只是永无止境的虚无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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