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并不是从见闻上产生的，良知不局限于见闻，但也离不开见闻。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以外，再别无他知。所以，致良知是做学问的关键，是圣人教人诲人的第一要义。一般而言，学问的功夫关键是要抓住核心问题。若专把致良知看成最关键的事情，那么，多闻多见无不为致良知的功夫，良知与见闻即为一件事。“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然说了“择”与“识”，可见良知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致良知”，其实只是王阳明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两个观点结合而来的新命题。在《大学》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被演绎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活动，而“格物”是身心修养的首要环节，这与这一时期王阳明初步形成的“心即理”、“知行合一”思想有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便采取了正名的做法，对“格物”进行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大学》“格物”的格只能当“正”字解，而“物”是心的附属品，不是独立外在的东西，因此格物只是在身心上做，身、心、意、知、物便成了以心为基础的统一体，“致知在格物”便成了“致知在诚意”。在此基础上，阳明先生又认为孟子的“良知”是心之本体，是先天固有的，良知与物无时，人们如果能够使它完全显现出来，便完成了对宇宙的认识，达到了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因此，王阳明在“格物”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倡发扬用人心固有的良知，这就是“致良知”。良知在内，不来源于外，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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