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通过兼并战争建立的大统一王朝几乎都是起自靠近草原的边缘地区，或者直接起自草原地区。
从春秋战国的长达500多年的漫长分裂时期，到秦朝获得统一，出现秦汉这种统一大帝国。秦朝起源于自西部边缘，民风彪悍，受草原文化影响很深。
再从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分裂到隋唐朝帝国的统一，隋是直接建立在鲜卑人的北周基础之上的，隋的开创者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史载杨坚出自关中名门弘农杨氏，陈寅恪则认为杨坚家族是山东的普通百姓家族。不论如何，这个家族数代都为鲜卑人服务，和鲜卑族生活在一起，已经严重鲜卑化，改姓“普六茹”氏。杨坚娶鲜卑柱国独孤信之女为妻，隋炀帝杨广身上至少有一半鲜卑血统），因此隋的政治基因中也有浓重的草原因素，唐太宗据说是碧眼，李渊最早是隋的八柱国，李的姓氏来自鲜卑的去胡化。
从五代十国宋金辽300多年的分裂到元统一，中原出现了元明清这样的大统一帝国。元是直接起自草原的，明算例外，清又来自白山黑水的草原地带。
由草原民族或者深受草原文化影响的军事力量来完成统一，主要可以归因为草原民族的战斗力强悍。
草原的生活方式本身在不断地训练一代代的骑兵，《多桑蒙古史》说蒙古人是“生而为战士者”。几乎所有的马背民族都具有类似的性格，《后汉书·西羌列传》中有描述：“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战死是最光荣的死法，死在床上是一件没面子的事。马背上的民族如同野兽一样能耐受饥寒，性格刚强勇猛。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东北的清王朝，只能说是靠近草原的边缘地区，并不是来自草原。但是这些东北的游牧民族不只会游牧，还会种地。或者说，他们兼游牧、渔猎、农耕三种生活方式于一身。这样的话，他们既懂得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也了解定居的农耕民族的生活特点。
拉铁摩尔最早注意到这一点，他说，“我相信（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指出过”，所谓的游牧人征服，主体并不是纯粹的游牧人，而是混合文化人群。巴菲尔德则直接指出，正是因此，“满洲边缘地带”是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的摇篮。《哈佛中国史》精练地总结，正是因此，清王朝能够入主中原，“他们能熟练地将游牧者的军队与汉式的行政管理结合起来”。
农耕文明则很少产生这种彪悍性格的战士。在封闭的土地上，人们提高自己生存概率的秘诀是谨慎、老成、“不招灾惹祸”。他们习惯于重复单调的田间劳作，缺乏应对突发事件时必需的勇敢和果断。
纯中原汉人政权建立的朝代，统治区域通常都局限在胡焕庸线以南，或者说，通常只在农耕区内，无法对草原进行有效的控制。
葛剑雄先生曾精辟的阐明：
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寒冷和干旱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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