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鲁迅先生的胞弟周作人因为儿子周丰一被打为右派停发工资，只能靠自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翻译的收入，养活一家数口，并有胞弟周建人前妻羽太芳子（也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的亲妹妹）。生活窘迫，苦不堪言。
那时的鲍耀明，从东京回到香港，在三井洋行任副总经理。虽然从商，他所热爱者，仍是文学。1950年开始，鲍耀明为杂志《热风》撰稿，结识了曹聚仁。鲍耀明偶尔向曹打听周作人的近况，曹反问：“你是否想认识他？”“我正是有这个意思。”“既然如此，我替你写信给他，不过，最好你自己也给他去封信。”
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一个失意的文人开始了长达七年的鱼雁往来。不可思议的是，书信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文学，不是历史，却是食物。
一开始，鲍耀明给周作人寄的，还是颇为风雅的清酒和樱干，渐渐的，换成更为实用的猪油和白糖，甚至还有十斤糯米（周作人想在端午节包粽子）。因为国内对于进口包裹有数量控制（每人每月只能收一个），鲍耀明以周作人本人、妻子、儿媳、侄子等多人的名义，给周作人快递包裹。有时担心海关的检查，鲍耀明还曾经把砂糖倒进月饼盒子作为填充物，又把味精去掉包装后和白糖装在一起寄出（因为当时传言不能进口味精），可谓用心良苦。
为什么周作人对于食物如此渴求？时值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作人的日记里，多见别人送了几个苹果，一听只有芋头没有鸡的鸡罐头，连家养的鸡下了一只蛋，也会不惜笔墨，郑重记下。鲍耀明自己判断，周作人为什么向自己这个“无名小卒”写信求助，乃是“如果我是出名的人，或者‘五四’时代同周作人同辈的人，他绝对不会低声下气地求你：寄点东西给我啦！就是因为我是无名小卒，他觉得无所谓”。
因为食物的极端匮乏，周作人甚至会为了一盒煎饼的下落，在信中数次提起。当时香港向北京寄物，似乎时常有丢失，1960年10月30日，因为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了广式月饼，一直没有收到，周作人在回信中说：
“唯别无甚欲得之物，因点心类既不能进口，其余副食品亦不知孰为禁品？倘有罐头‘蒲烧’，尚乞酌量购寄，余则不敢望也！”
鲍耀明给周作人的这些海外代购，都是免费的。周作人也给鲍耀明寄了许多书画和信件，除了自己的手稿，还有周作人和胡适、徐志摩、钱玄同、刘半农的通信，甚至连大书法家沈尹默给自己写的“苦雨斋”横幅，也寄了过来。鲍耀明不知道周作人为什么要寄这么多东西过来。其实，周作人是为了回报，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位失意老人在落魄之中，维护自尊的唯一方法。（来源：海上一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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