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行（四）

           

          一群平凡人与一个千佛国

有人说，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我觉得，喜欢一座城市，也同此理。

敦煌吸引我的地方，不仅在于其独特的外在之美，在于沙泉相拥共生的旷世恋情，更在于在此交汇的欧亚文明，留给后世的悠久、精美、厚重的人文底蕴。其代表作就是位于三危山下、大泉河畔的千佛洞窟奇观——莫高窟。

西北行（四）

（一）

知道莫高窟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应该比身边我家小妞的年纪还小一些吧。想到即要与她见面，我的心兴奋得有些颤抖。因为没有提前网上预约，我们只能持应急票参观。一路辛劳，只盼这顿压轴大餐，谁知却被“一碗方便面”给敷衍了。

令人沮丧的还在后头。游人太多，排队太长，又没有解说，看了也不太明白，我和我家小妞失去坚持的耐心和勇气，看完两个洞窟后，果断决定撤离。千里迢迢地来，数小时的等待，只换得匆匆一瞥，我有些不甘。正如赴约朝思暮想的恋人，刚见上面，还没看清对方容颜，就得转身离去，这是怎样的一种不舍和挂念？

从敦煌回来，仍然无法释怀。利用假期的最后两天，我点播了六集纪录片《敦煌画派》，又从当当购来《敦煌，众人的召唤》《敦煌壁画复原图》等书籍，总算解了我对她的心头之憾，也收获了在现场不一定能看到、感悟到的另一个发现她的角度。

西北行（四）

与我国其他三大石窟相比，莫高窟的独特在于她的平民化。洛阳龙门、大同云岗、天水麦积山石窟的最初开凿，都有着深厚的皇家背景，莫高窟则发端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和尚乐僔。

公元366年，那个傍晚很普通，火烧云把天空映得通红通红。茫茫大漠之中，一个清瘦孤单的身影艰难前行。沙海，余温未消退。四周，没有一丝风。“西方还有多远？”一路跋涉而来、云游至此的乐僔停下脚步，想辨识一下方向，擦擦面庞的汗。就在这时，透过沾在睫毛上的汗珠，他依稀看到不远处的山上，似有万道金光，壮如千尊佛陀。“难道是幻觉？”他赶忙又用衣袖擦了擦眼睛。没错！就是金光、大佛！他忘了饥渴，匍地膜拜。

他相信，这是佛祖给他的启示，这里必是一个佛缘善地。他决定留下来，在三危山的崖壁上，开凿出第一个洞窟，长住于此苦心修行。之后第二个、第三个，第一代、第二代僧人陆续来到这里，他们委身于崖壁上一个个不足一米高的逼仄洞穴，在肆虐风沙中坚持着对极乐世界的追寻与礼拜，冥想有一天终能成佛。

西北行（四）

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当地达官贵人、望族富户开始出资开凿洞窟，供养佛事、歌颂功德。于是一批画师来到这里，他们频繁出入洞窟，在墙上作画，在窟中塑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历经五朝、纵横千载。他们用五色画笔布下万千世界，用枯枝沙泥塑起千佛之国。单调黄色崖壁上有了斑斓交错的色彩，寸草不生的戈壁中耀出信仰的光芒。

2400多身彩塑、4.5万多平米壁画，可创造这一伟大艺术奇迹的画师们，绝大多数都没留下自己的姓名。也许本就籍籍无名，也许只是迫不得已，也许早已淡泊声名，他们来此作画塑像，只为在乱世中求得一隅片刻安宁，只为靠手艺挣薄酬养家糊口。受雇于人，哪还有资格留名？画的是佛家故事、东家功绩，又岂能随便留名？

千年光阴在洞窟前那片戈壁上悄然流逝，这些平凡的无名画师创造的艺术奇迹却千年不朽。

1907年藏经洞（翻拍自《中国国家地理》）

（二）

到了莫高窟，还有一个平凡的人，我不想面对，却又不能回避。莫高窟因他而为世人知，也因他而遭到浩劫。这个人叫王圆箓，是个看护莫高窟的道士。我一直纳闷，佛教之地怎会由道士来看护？也许这就是注定的劫数吧。

1900年6月的一天，王圆箓不会想到，打开藏经洞的那一刻，他的一生就与罪过、屈辱绑在了一起。此后，经他之手，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背井离乡、流落海外，成为我国学术史上永远的痛。余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中，把王道士骂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王道士真的如此不堪，真的该为那个千古罪人吗？

西北行（四）

当年发现宝藏后，王圆箓做了他应该做的事。第一时间向地方官员报告，还拿出其中一些经文送给他们，指望能够得到政府重视，拨些银子供修缮之用。他甚至还冒死给慈禧太后写过信，可那时老佛爷正被八国联军赶得到处跑呢，哪里又顾得上这些芝麻事？“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他满腔热情，得到的是无视、不屑、冷漠；他四处奔波，得到的却是表态、推诿、徒劳。一番折腾后，王道士的心凉了。

七年后的初夏，一个叫斯坦因的外国人来到了莫高窟。他在师爷蒋孝琬的帮助下，用玄奘信徒的身份、用取回经书是为到佛陀故乡弘法的故事骗得王道士的信任，又用40块马蹄金从他手中买走了29箱写经、绢画和丝织品。据说，王道士还留了个心眼，专门挑了一些破旧的给斯坦因，可他哪里想到，破旧可能意味着年代更久远、更有价值！

现存于大英图书馆的部分流失文物（翻拍自《中国国家地理》）

后来，对这桩买卖中两个中国人，斯坦因有如此评价。他说王圆箓：“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他说蒋孝琬，是“不知道自己国籍的对主人像狗一样忠实的人。”“在我探险过程中他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敦煌的千佛洞与王道士周旋……使我成功带走了我所想要的一切宝物。”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余秋雨不骂蒋师爷，却骂王道士，是不是骂错了人？王圆箓卖这些文物给斯坦因，是他多方求助失败后的无奈之举。要说有错，那也是错在他的承载超出了其眼界、知识、能力的范围。

枯水期的大泉河，在烈日风沙里苟延残喘。岸边那座白塔是王道士的葬地。八十多年来，孤苦地立于荒漠之中，可南来北往的风，怎么也吹不去他满身的尘沙。

西北行（四）

（三）

这次来莫高窟，还有一个收获，就是知道了一群人。正因为他们，莫高窟才焕发出新生，向世人露出新的容颜，他们就是敦煌研究院里那些研究者、保护者、守望者。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始，他们相继来到这里，为挽救千年文明，做出各自努力，甚至献出了一生心血。他们如三危山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光芒微弱但足以把莫高窟照得通亮。

图片来自网络，感谢作者

常书鸿，当年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最著名的中国学生、油画大师劳朗斯的得意门生。然而一切都源于一次注定的邂逅。那天，在巴黎街头旧书摊上，一本伯希和（如斯坦因一样的盗贼）的《敦煌石窟图录》震撼了他。没想到千里之外的祖国，竟有如此精美的艺术瑰宝，他决定回国。两年后，他几经周折，终于到了素昧平生却魂牵梦绕的敦煌，一住便是40年。为了敦煌，他放弃了在国外优渥的生活、已经取得的学业、看得见的闪亮前程；为了敦煌，他不得不放开妻子的双手，满眼泪光看着她离开，从此家里一切变得冰冷；为了敦煌，他甘愿把自己的艺术风格、个性追求藏起来，谦卑虔诚地进行壁画临摹，用心体会千年前那些无名画师的精巧构思与喜怒哀愁。但正因为有了常书鸿，敦煌再度震惊世界，开启出一个崭新时代；正因为有了常书鸿，许多年轻人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并留了下来，续写敦煌的精彩。常书鸿如莫高窟前的一颗流沙，因缘被风吹来，却再也没被风带走，而是和着岁月，永远地留在了这片戈壁荒漠、这座人类艺术殿堂。

图片来自网络，感谢作者

如常书鸿一般，甘与清灯孤壁为伴、甘与大漠风沙为邻的人，在这里还有很多很多。段文杰，他原计划如张大千一样，到敦煌学画几年回家，谁知道一去就是一辈子，即使生命到了最后，往事在他脑海渐渐褪去，但“敦煌”这个名字他却念念不忘；史苇湘、欧阳琳，这对夫妻如苦修的僧人，青春、岁月在漫长的壁画临摹中消逝无怨无悔，退休后移居兰州，仍然过着在敦煌时的生活，每天最主要的事是临摹壁画；李伯贞，中央大学高材生，曾和徐悲鸿同时在同一美术馆举办过画展，到了敦煌却放下画笔，拿起了相机，甘愿为他人作嫁衣，直到退休后才重新拾起画笔；李其琼来之前，她是知道敦煌的苦是什么样的，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彭金章、樊锦诗，婚后两地分居19年。樊锦诗在敦煌呆了47年，被誉为“敦煌女儿”，而为了家庭，彭金章忍痛离开亲手创建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年过五十之后来到敦煌，将考古从课堂搬到田野，从此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对于人们的赞扬，他们又都是那样的平静与淡然：“如果没有我，也会有别的人来做这些事。”也许，孙儒僩这句话，最能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图片来自网络，感谢作者

眼前的美轮美奂，终有一天会灰飞烟灭。这一点，他们比谁都清楚。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诗就说过，“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毁损，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图片来自网络，感谢作者

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叫西西弗斯的人。他曾绑架过死神，让世间没有了死亡。诸神为了惩罚他，让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每次快到山顶时，巨石就会滚落下来，于是他就要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推石上山。重复、徒劳，意味着无奈、痛苦，但在弗弗西斯看来，却是快乐、幸福，因为他觉得，在这场与诸神的抗争中，他收获到了乐观与充实。

一代代平凡的莫高窟人，正如西西弗斯一样，他们在努力与坚守中，也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幸福快乐、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