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高成新，刘洁 本文系原创投稿，转载请简信
做“教师”难，做“高校教师”更难，做“高校女教师”难上加难！
你身边的高校女教师多么？你有没有想过，她们在这份看起来很安稳的工作背后，面临着怎样的困扰呢？
——写在前面
提到“高校教师”，现在常常见诸报端的是“工蜂”或“青椒”，也就是聚焦于其年龄层级中的不平等，却似乎并没有多少人想到另一个基本而重要的变量：性别。
正如乔治·瑞泽尔所说，“性别(gender)在社会学领域中经常是女人的婉转用语”，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尝试对高校女性教师的生活体验与职业规划等面向，进行一些简单的描述与分析。
对高校女教师的关注
先来看一组数据：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中，女性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重在1997年为35.21%，2000年为38.24%，2005年为43.25%，2010年为46.48%，至2014年已达48.14%，计735,695人（详见下图）。
高校女教师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的稳步上升，既象征着女性地位的提高，也提示我们需要对这一群体予以关注，因为“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界历史上‘男中心女边际’的格局已不复存在，也不意味着女教师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独特问题已自行解决”。对此，梁静便指出高校女教师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体现在“一方面，她们需要追赶上学科知识不断加快的更新速度，另一方面，她们也不可避免地更多受到家庭、社会和个人心理的角色压力”。
正向来看，高校女教师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天生的直觉”“温和细腻的性格”“更强的忍耐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更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善良并富有正义感”等性别优势；但反向而言，高校女教师“由于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特点的制约以及特殊的生活经历如妊娠等，比男教师更容易体验到强烈的情绪衰竭，更容易出现心理枯竭”，而且当前高校女教师的合法合理权益仍未得到充分且全面的保护，这体现在“女教师特殊时期应有的关爱缺位、职业发展中的公平缺失、行政管理过程中女性权益欠缺等”。概括地说， “边缘化危机与性别迷思仍是当下高校女教师发展的两大主要困境”。
女教师的角色冲突：“女人”与“教师”的关系
高校女教师的身份标签可分为与工作/职业相关的“高校教师”和与家庭/性别相关的“妻子”“母亲”两个部分。举凡“角色”，总是很难不受角色失调的困扰，高校女教师亦不例外。由日常经验得知，高校女教师面临的角色冲突表现在：
❶ 其一，客观来说，源自公私领域的不同要求容易造成高校女教师的角色紧张。职场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中的“二班倒”(the second shift)已为人熟知，高校女教师在接受了多年的学术训练后，对取得成就的社会期待与自我期许都比较高，因而会积极响应科研教学领域提出的要求，为之投入精力；但是婚姻家庭的压力却在她们处于职业上升期时悄然到来：有些女教师囿于“女博士”的身份而在婚恋市场中处于劣势；而那些成家生子的女教师则被应然而然地放在了理当做更多家务、为丈夫和子女付出更多的位置上：
“你想细细思考一个问题，爱人一个电话打来——‘今天吃什么什么’，就要去忙着做饭；还有平日孩子的各种事情：日常起居、学习教育，都对母亲的要求更多更高……哪有时间和精力静下心去做学术？”
❷ 其二，主观而言，他人看法与自我定位的抵梧可能导致高校女教师的角色困惑。米德将“自我”分为具主体性的“主我”和社会化了的“客我”两部分，但如若我们细分下去，便会发现“客我”的构成其实也是十分复杂的：处在不同场域、置于不同位置，存在着不同的“概化他人”，当这些态度与期待相互冲突时，“平衡”可能就会被“牺牲”取代。
当旁人对高校女教师的定义更多在“女”、而她们对自己的定位则不愿辜负“高校教师”时，二者间的博弈就使得高校女教师的自我认同陷入困惑，而无法为其事业发展提供多少支持——禹旭才便指出，“贤妻良母”价值的固化和对“女强人”称谓的褒少贬多是高校女教师被边缘化的一个突出体现。有高校女教师表示：
“成家后，很多很多人都和我说，不要想什么发展事业，做个普通老师，只要照顾好家庭就可以了。确实感觉挺矛盾的。”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很多领域只有出现了女性身影或女性群体成为现象后，才被人们冠以“女”字进行强调并给予关注，比如“女总理”“女司机”“女博士”“女军人”等，而且我们总是将这些事实归因于某些女性的个体特质，却很少去反思为什么那些安排要以性别作依据而为男性所主导，也就更遑论挑战其背后深潜着的男权统治文化了。对拥有更多知识的高校女教师来说，这种包含了认识与误识的性别化符号暴力也依然在发挥着作用。
我们知道，社会角色分为理想角色、领悟角色与实践角色三类。于高校女教师而言，在理想情境中自然是希望她们能把职业属性和性别属性二者完美地融合，但是现实情境会让女教师对其不同角色的领悟有所偏重与舍弃，所以在实际扮演时她们会更多地体验到性别与职业身份的对抗和妥协，而不是统一。
高校女教师经历的角色冲突说明与男性教师相比，女教师不仅遭遇着公领域的性别歧视，更面临着私领域的家务负担，以及由公私领域不同期待相互碰撞导致的现实瓶颈。因而，如何让高校女教师的“女人”性别与“教师”职业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而非“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紧张博弈状态，仍然有待更多的思索与实践。
女教师的“破坏实验”：女性特质还是性别平等
高校女教师所面临的发展瓶颈，可以看作是性别领域中的“破坏性实验”，其冲击了社会再生产所依赖的传统性别定义，并向我们提供了如何再建构性别功能角色的窗口。在面对高校女教师的角色冲突时，我们看到了两种迥然有别的回应：其一主张女教师当以家庭为重，另一则认为女教师不应放弃自我进步。
那些认为高校女教师作为女人，当为丈夫和孩子做出牺牲的观点，力图忽视女教师的新身份、将其纳入传统情境中去。这与文化女性主义有些相像，文化女性主义歌颂女性特质的正向面，认为“社会需要女性的美德”。只不过现实中的这种忽视（教师角色）与强调（女性属性），是认为女性应将重心放在家庭的传统文化的延续，却低估了女性在教学科研中的价值。
此外，我们知道社会互动的前台具有结构特性，因此才会说“前台倾向于被选择，而不是被创造”。高校女教师在高校工作时，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会充分关照其生活承担的新前台，而是一个依照父权文化运行的既定场域。这样的前台就构成了对高校女教师的压力，为那种“女人就应该多顾家”的观念提供了土壤。所以我们说，面对高校女教师的处境，强调传统女性特质的回应是保守的、结构取向的。
而那些认为高校女教师应当珍视自己职业并闯出一片天的声音，则是重新建构了对女性的认知，发展出了新的情境定义。这与主张男女性别平等（其实说“性别公平”更为妥当，从而抹除了“均等”的色彩）的自由派女性主义是一致的，自由派女性主义的重要文献是在1848年第一届女权会议上提出的《情感宣言》：“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生而平等，享有造物者所赋予之不可剥夺的权利，亦即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主张高校女教师的主体性发展应被尊重并被给予更多支持的观点，无疑是自由的、建构取向的。
柯林斯认为，人们在互动中支付并期待收获情感能量，“当互动仪式需要太多的情感能量投入且没有足量的情感回报时，个体就会趋向于其他情感收益高的互动仪式。”这样来看高校女教师等职场女性，就会发现她们不论是在外由于玻璃天花板效应等歧视而更不易体验到正面情感回馈、还是工作—家庭冲突使她们不得不妥协于家庭以获得情感平衡，最终都很可能导致高校女教师出现职业倦怠、阻碍职业发展，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
在以强化性别意识、缩小性别差距、推动性别平等为目标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诉求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如何面对并回应高校女教师面临的发展挑战，并不能简单地以一句“自己拿捏”而草率了事，女性、家庭、高校及全社会都应思索如何更好地发挥女教师的智慧力、优化其生命历程——如借鉴美国高校女教师的“走向联合”发展策略（包括推进高校女教师内部以及与男教师之间的合作），以为她们的生活与工作创造更加利好的环境。
题外话：女性的阶层化
在社会性别领域“摸爬滚打”时，源自生活体验，“高校女教师”和“女性工人”是两类我们最感兴趣、同时也是差异很大的女性亚群，其间的联系或许就是前者成为后者羡慕的对象、后者至多成为前者的研究客体而已。她们的存在，揭示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化，也就为女性解放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我们关注高校女教师的发展困境，原因有三：一则是因为女性教师群体正在成为高校教师的一支重要组成力量，面对依然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甚至性别压迫，她们的才智如何发挥、她们的能力如何施展，无疑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关注；二则是比之于其他女性群，高校女教师作为高知女性，其主体意识与自我实现需求一般较高，同时对种种束缚的感知体验也更加自觉、敏锐甚至激烈，这样她们欲突破困境的诉求就更强，因此其反思性和能动力也就越要尊重与除绑；三则是在追求两性良好发展的路途上，对高校女教师的关注既是阶段性目标，也是更大愿景的起点。高校女教师可以作为“先遣部队”，通过她们的主动与积极，鼓舞激励更多的（职业）女性反抗剥削、表达自我。
今天的女性，大多不会再发出张幼仪晚年那样的感慨“女人就是不值钱”，也不会再认同世论所谓“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但是又有多少女性能彻底接纳20年前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的“女权是人权”口号，并骄傲而坦然地说出“我做了自己想做的、应做的、能做的”呢？将个人困扰提升为公共议题，是社会学想象力的魅力所在；而将尊重、公正与进步作为践行旨趣，则更是社会学的担当与情怀。对高校女教师而言，一方面她们可以运用能动的反身性，将自身作为客体加以解剖探析；另一方面她们的男性亲友及男性同事与上级也需要换位思考，对之以敬、待之以诚。
女性主义思潮中的多元错综理论认为，女性所受的压迫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强度，性别是与阶级、种族和年龄等要素混合在一起的，即所谓“统治矩阵”。就拿高校女教师和女性工人对比来说，她们一方面在身为女性的隐而不见性、家务劳动被琐碎化、理想化其为人母为人妻身份等方面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却也在事业前景、工作压力和社经地位等方面归属于不同类别，拥有着不同的资源积累和发展机会。如何有效地回应这些社会事实，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刚柔并济：有温度地表达、有勇气地参与，并且有智慧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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