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经济软着陆
一、遏制通胀
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李鹏得以连任总理，政府的经济方针，不再让大家“过紧日子”，而是要求“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三年‘治理整顿’中低速徘徊的疲软之风，已荡然无存。
1988年底开始的“治理整顿”固然让通货膨胀率从18.8%降到了1990年的3.1%，可是经济增长率也从11.3%跌到了3.8%。连续两年4%左右的GDP低增长之后，尽管高层的提法还是“保4争5”，但1991年的中国经济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当年的增长率比上年高了一倍半，达到9.2%。
“南方讲话”和十四大之后，各地更是大干快上，中国经济就像一匹瘦弱的小马，在兴奋剂的作用下拉着一辆大车飞奔。1992年GDP增幅飞涨到14.2%，到处都是新开工的项目。国务院在这一年的投资预算是8000亿，但是实际上投出去11829亿。
进入1993年，国民的情绪更加高涨，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开业，每周有140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全国都在争建特区赶超深圳。
中央政府批准了119个经济开发区，可是实际上开张了8700个开发区；1000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开进了广西北海，因为人们相信这里将是大西南的出海口；海南省的房地产比北海更热，因为海南是全国最大的特区。
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发现其实银行的钱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为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 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银行里老百姓的存款就像决了口的洪水一泻千里。
可是中国脆弱的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根本承受不了如此迅猛的经济扩张，飞机票一般人根本买不到，货运列车每天短缺，客车则总是超载；原材料的价格还是双轨制，各种“倒爷”又开始漫天飞舞，连大学校园里那些“板材”、“线材”都弄不清楚的学生也在琢磨着哪儿能搞到车皮。
很快，令人心悸的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到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4.7%，已经向1988年的最高记录逼近。两年前，在上海顶着“姓社姓资”的压力鼓动加快改革的副总理朱镕基决定给经济降温。
于是，国务院派13个部长到26个省市调查研究。回京后，部长们写成了一个文件，共13条，13个部长一人写一条，拿到国务院讨论，主管经济工作的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开玩笑说，13条建议不吉利，加几条。于是加了3条，形成了16条，这就是1993年的中共中央6号文件。
4月1日，朱镕基把省长们统统召到中南海，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可是地方大员们却都不买账。广东省长说，“就全省来看，我们并不热”；福建省长接过话头，“连你们都不热，我们更不热”；江苏省长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
海南省长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说自己“热”还是“不热”；广西省长倒是表了态，但他的态度是：“我们才刚刚开始”；江西省长更加干脆：“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至于西部地区的那些省，都说自己被越甩越远，追还追不及呢！
末了，省长们达成共识：1993年是“大干快上的一年”，要比1992年有更大作为。显然，省长们对面前这位政治局新常委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由于李鹏总理病休，由朱镕基主持应对经济大局。 6月24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震撼全国的“十六条”。朱镕基副总理又接连发出了7个指示，把国务院的10个督察组派到20个省区，后来又增加了7个省。
“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察，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上下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
二、整顿金融
清理“三角债”首战告捷之后，朱镕基在金融领域展开的“第二战”是，他强力收缩银根，迫使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回收贷款，这是对从中央到地方、从单位到个人的投资冲动的釜底抽薪。他在金融政策的调控上再显铁腕手段。
经济过热的直接诱因是投资过度，投资过度是因为金融失序。到1993年，金融混乱达到了顶点：
一个叫李定兴的湖南人提出公款100万元，在银行透支1000万元，然后私刻公章，制造了操纵股价牟取暴利的“苏三山”事件；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把100亿美元交给了两个在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一个叫沈太福的人以24%的年息集资10亿，自己贪污200万。
银行是中央垂直领导，一向是听话的好孩子，可是那年春夏，国务院接连“”七道金牌”，结果全然无用。紧接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朱镕基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
“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
他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厉声说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 ”
最后，他说：“同志们，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他停下来，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长们连道别的话也忘了说，忐忑离去。所有银行里的电话铃声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
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从此以后，朱镕基就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做“朱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做“老板”，这可是头一回。
到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332亿，还增加了405亿的储蓄，以此为储备，银行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企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自1993年7月至1996年末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的24.1%降到1996年的8.3%，但是经济增长率则只从1..6%回落到9.7%。 所谓软着陆，就是经济不要一下子降下来，调控要逐步进行。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袁钢明在10年之后评价道：“朱镕基最漂亮的杰作就是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虽局部地区受了影响，但中国经济防止了更高程度的、全局式的恶性泡沫。如果不是当时采取断然措施，中国的损失将是极其惨重的。对于朱的这个功劳，怎么说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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