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顾一下超稳定结构的概念，这个结构是由三个子系统组成的：以地主经济为特色的经济结构、以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为特色的政治结构、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结构，这三个子系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结构，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稳定器。
上一讲介绍了这三个子系统的稳定作用，但我们说过，所谓超稳定结构是对两千年整体的稳定而言，对每个朝代来说，超稳定结构还有破坏作用，所谓不破不立，没有一个个朝代的崩溃，就没有两千年中央集权官僚帝国的总体稳定。这一讲说说破坏的一面。
首先是官僚政治的腐化。在王朝初建之时，官僚队伍精干，比较廉洁，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官僚冗余现象越来越严重，基本上末期的官僚数量比前期膨胀数十倍之多。除了官僚系统，宦官系统也在不断膨胀。那么，官僚系统为什么会出现膨胀现象呢？原因在于，随着王朝的发展，人口膨胀、城市繁荣，相应的管理事务越来越多，因此官僚机构的膨胀是自然趋势，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官员膨胀速度远远大于人口增长速度。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官僚机构自身的腐化，由于腐化，就造成行政效率越来越低，为了达到强控制的目的，就不得不增加数量，以数量换取质量，形成恶性循环。到了王朝末期，就会出现官僚机构彻底腐烂，大量官员吃空饷，结党营私，所需要的官员就会成倍地增加。
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机构一定会腐败呢？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官僚机构有两个特征，其一，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得不把管理权授予一部分社会成员，而中国古代又是权力大于经济影响的社会，权力就成为掌权者的腐蚀剂；其二，为了建立起庞大的官僚网络，又不至于给国家过重的负担，政府会采取矛盾的做法，一方面按照官僚等级划分的特权，另一方面是普遍的低薪制，这样一来，利用权力，以权谋私的现象必然发生。事实上，官员的俸禄并不高，拿着俸禄生活，那么生活就要很清苦了。而与低薪制平行的却是特权，品级越高，特权越大。“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至理名言在任何时代都是有效的。官俸方面宋朝是个例外，但正是较高的官俸和不断增加的官僚队伍挤干了北宋的财政，这才会有王安石变法。
尤需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官、吏是不一样的。官必须科举出身，身份高贵荣耀，但可想而知：官员一是数量少，科举能中进士的能有多少人？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编制最多四个，县令、县丞、主簿、典吏，小县往往只有县令和县丞，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那么庞大的官僚队伍哪来的呢，一方面是中央有大量冗官，另外就是有很多吏。二是官员的治理能力差，进士们念书那是没的说，可他们一辈子只是念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真当了官管理具体事务可就不灵了。案件怎么审理，怎么判决；财政预算怎么做，年底决算怎么搞；地方上出了盗匪怎么缉捕，等等。这些事，儒家经典里可没有教，他们不会。不仅不会，他们还认为处理这些事是有损尊严的，是低等人该做的事，而不应该他们做。可治理地方不就是这些事吗，谁来做？于是就有了吏。吏是没有科举出身的人，地位很低，没有官俸（吏的薪水由官员给，那能有多少），被人看不起，可真正的地方政府治理工作就是由他们做的，可以想象，他们会如何去治理这个国家。少贪污一点，少盘剥百姓一点，那都是极有良心的了。水浒传里的宋江、李逵都是基层的吏，你看看李逵那蛮横的样子，看看宋江挥金如土的范儿，就知道古代的吏是什么样了。
官吏腐败最终侵害的是皇权利益，所以皇帝会想办法对付官吏，最著名的是朱元璋，他反腐最严厉的时候，贪污一两银子就是死罪，甚至把前任贪污的知县剥皮实草，挂在县衙大堂上警示下任知县。可是完全没有用，明朝官吏腐败不说最严重，也是最严重之一。因为古代官僚政治的腐败是制度造成的，有其必然性，不改革制度，想压制是做不到的。
再说，皇帝只是一个人，一个人对付全天下的官吏，怎么对付的过来？于是皇帝就要找帮手，环顾身边，能依靠的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宦官，一个是外戚。所以皇帝感觉驾驭不住官吏，就重用宦官或外戚，可官僚毕竟是科举选出来的，怎么说也有一定的标准和程度，吏虽腐败，却饱经基层历练，干事的能力是有的。而宦官外戚没有质量保证，实践证明也以草包为主，这些人揽了权比腐败的官僚更腐败、更可怕，所以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说，中国古代败坏政治的四种力量，就是权臣、宦官、外戚、藩镇。
其次是地主经济的解体。前面说过，为了维持中央集权，必须保证土地的流动，这样才能维持一定数量的自耕农，让中央可以直接从农民身上收税，满足中央集权的支出需要。可是，土地自由买卖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土地兼并的恶果。
自然发展的兼并其实并不可怕，因为土地经营有好有坏，自耕农做不好，可以把土地卖了给人家当佃农，做得好也可以收买土地越做越大。而地主也可能富不过三代，土地聚聚散散，有一定的规律，从中央的角度看这都无所谓，只要总能保证一定数量的自耕农就好。
问题还是出在官僚政治上。帝制社会里权力是决定一切的，土地兼并的真正大户一是皇亲国戚，二是各级官员。他们可以不理会经济规则，滥用权力巧取豪夺，每到王朝中后期，土地都会集中到皇家和各级官僚手中。
土地兼并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古代的土地统计不像现代那么精确，几十年才搞一次土地调查，而一次调查往往要花费好几年甚至十几年，费老劲了。所以古代政府是不可能依据土地来收税的，土地情况根本搞不清楚，那只好按人头收税。土地兼并的问题就来了，豪门大户兼并了千万亩土地，原先这些土地上的农民怎么办，只好给大户当佃农，种地主的地，给地主交租子，地主坐地收钱，赚了个盆满钵满。可是政府向地主收税的时候，地主有的是办法隐瞒佃农的数量，最恶劣的情形下地主甚至可以比普通农民交税还少。那中央可就惨了，你地方上聚敛了那么多土地却不交税，中央维持不下去了啊。怎么办，倒霉的还是普通农民，地主少交的税又被摊派到尚未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头上。土地的承载总是有极限的，如果收入都不够交税的，那就别干了，或是去当佃农，或是干脆造反，到这个时候，王朝就该崩溃了。
最后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堕落。同官僚队伍一样，王朝初期的儒家知识分子是更具理想主义的，以天下为己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是随着官僚政治的败坏，知识分子也产生分野，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腐化了，因为他们与官僚队伍基本上就是二合一的。也有少部分知识分子没有随波逐流，但面对王朝末路也无计可施，只好归隐泉林，洁身自好。大一统帝国最重要的粘合剂——士阶层，也涣散了。
至此，超稳定结构就完成了它的破坏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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