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两讲介绍了超稳定结构的稳定性和破坏性。再回顾一下超稳定结构，这个结构是由三个子系统组成的：以地主经济为特色的经济结构、以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为特色的政治结构、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结构。这三个子系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它在朝代初期主要功能是稳定，起到了维护国家一体化的作用，但到了王朝中后期，它的破坏性开始显现，最终摧毁王朝。但诡异的是，随着旧王朝的陨灭，建立并巩固新王朝所依靠的还是这个超稳定结构，最后一讲就说说这个治乱死循环。
变法效果递减
官僚机构腐败、土地兼并国家收不上税、知识分子堕落，王朝进入全面危机，这时候中央当然也会着急，于是就会开展变法，历朝历代无不有变法。那么变法有没有效果呢？纵观中国古代的变法，从最早的管仲、商鞅一直到最后的戊戌变法，除了前面的管仲和商鞅变法是成功以外，其他的变法几乎都是失败的。而以一个王朝为单位考察，则越早期的变法效果越强，越末期的变法效果越糟，这就是变法效果递减率。
以唐朝为例，唐初贞观之治，唐太宗招贤纳士、重视农田水利、劝课农桑等等，造就了贞观之治。在这个阶段，官僚机构尚未腐败，各种豪强、皇室的无组织力量还受到抑制。唐中期是玄宗时期，清除武则天以来的外戚干政的弊病，清除武则天时期的酷吏，严格考试制度，裁汰冗员，并且禁止买卖永业田，遏制佛教的发展，开创了开元之治。但是在这个阶段，改革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很多达官显贵，贪官奸商，无视中央政府的土地法令，唐玄宗的改革仅仅是做了某些限制罢了。到了玄宗后期，玄宗自己都已经腐化，于是保持了20年的繁荣，安史之乱爆发，唐朝陷入衰落。唐末期，开展了一个重要的变法就是永贞革新，当时的刘禹锡、柳宗元、王叔文开启变法，在经济上推行两税法、抑制兼并，平反受迫害的官员，但这时候无组织力量已经过于强大了，最终永贞变法在一年之间就失败了。
可以看到，变法效果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增强，越来越乏力，基本上随着时间流逝，越末期，效果越递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呢？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王朝只能用一体化调节力量来控制调节社会，只能用官僚机构来推进改革。一言以蔽之，改革的对象和改革的依靠者是一个利益集团，这当然是一个悖论，因此改革最终要么沦为失败，要么沦为假改革之举。
危机愈演愈烈，变法又没有用，怎么办？这时候超稳定结构就祭出了它的大杀器：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
宗法社会下的农民，不到活不下去是不会起来反抗的，而专制王朝的腐败政治最终总是会把农民逼得活不下去。
前面分析过，地主经济模式下，中央依靠的纳税主体是广大自耕农，所以历代王朝的根本国策是轻徭薄赋，这不是虚伪口号，站在皇权的角度看，以轻徭薄赋维持住农民的持续输血能力，供养一个规模适中的官僚群体，这是维系皇权的关键。到了清朝，人口增加，税基也增加了，所以康熙可以做出永不加赋的承诺，这不光是施恩于百姓，其实也是有利于帝王统治利益的。
王朝初期基本上都能做到轻徭薄赋，因为历经了朝代转换，土地刚刚重新分配过，农民普遍有地种，税基稳定。官僚队伍是全新的，人数精干，有朝气，有重整天下的理想主义，还没有开始腐败。
到了王朝中后期，官僚全面腐败，以巧取豪夺的方式大量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大豪强，可他们坐拥大量土地，收取地租，给国家交税却很少。国家拿这些特权阶层没有办法，却把少收的税摊派到没有话语权的农民身上。土地兼并越厉害，农民的税负就越重 ，最后终于导致一年辛劳所得还不够税款，于是要么卖地成为佃农，要么干脆就造反了。
中国农民起义的规模和烈度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西欧几乎很少有农民起义，即使有，多者不过三四万人，一般仅有几千人。而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人数极其庞大，动辄出现几十万人的流民暴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欧洲古代是封建社会，各个封建领主之下的农奴生存条件不同，无法组织起来形成跨区域的农民起义。而中国古代几乎人人都承受着同等程度的剥削，于是全国农民很清楚贪官污吏和地主恶霸就是共同的敌人。有人振臂一呼，很容易在短时间形成跨区域的庞大队伍。
农民起义的参与主体当然是农民，但振臂一呼的却往往不是农民。历史上以纯粹农民身份号召起义并坐上皇位的，只有一个朱元璋，如果再放宽一点还可以算上刘邦，所以近代历史学家孟森认为“自古得国之正，莫如汉明”。农民起义的带头人其实主要是官僚、地主、豪强，比如隋末的李渊就是隋朝的太原留守，唐末的黄巢是一个大盐商，元末和朱元璋同期起义的张士诚也是盐商。但他们利用的都是被压迫的活不下去的农民。农民起义成功的不多，但即便被镇压，起义也成为压垮旧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为新王朝做了奠基。
超稳定结构复活
超稳定结构依次祭出官僚腐败、土地兼并、知识分子堕落、农民起义几个杀器，摧枯拉朽般消灭了旧王朝。但吊诡的是，随着新王朝的建立，超稳定结构又复活了，或者说，正是超稳定结构扶持起了新王朝。
前面介绍过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把宗法制度这个DNA刻印在了中国的基层细胞里。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是家国一体，国家和家族都是按照宗法制度来管理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皇帝就是天下的大家长，而家长就是家族内的皇帝，至少表面的架子全都是用儒家那一套东西搭建起来的。所以旧王朝陨灭了不要紧，中央集权帝制国家的DNA完好无损的保存在社会每一个细胞里，新王朝一旦建立，这些DNA立刻复制，短时间内又复刻了与旧王朝同样的体制。
接替旧王朝的力量有：农民起义领袖、旧官僚和豪强地主、外族侵略者。他们的身份不同，经历各异，但在成功的道路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要依靠儒家知识分子。与此同时，那些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重视儒家知识分子。因为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上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权，这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古代唯一成功的理论框架就是儒家思想，谁来入主都得实行这一套，否则新政权就建立不起来。这是意识形态的力量。
再看经济。农民起义和王朝末年的战争彻底摧毁了政治及经济结构，新王朝在废墟上重建，那么土地兼并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战争消灭了大部分人口，所谓十室九空，土地又全都变成无主了，新政权正好重新分配土地，耕者有其田，人人安居乐业，中央也得到了充足的税收。
至于官僚队伍呢，新王朝初建，官僚精简，人人思变，气象一新，正是奋发有为的时候，腐败还不成为问题，政治总体上是好的。于是，超稳定结构摇身一变，从旧王朝末期的破坏狂变成新王朝初期的稳定器，只可惜，随着新王朝的发展，超稳定结构的破坏一面又将显现，再次把一个王朝拖入深渊。
兴衰治乱，王朝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永恒不变的只有这个超稳定结构，和它所维护的作为整体的中央集权帝制政治框架。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文明的入侵，这个死循环可能会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永远的延续下去，想想也是挺可怕的。这个超稳定结构的可悲之处在于——它只能循环，而无法自我更新，稳定是对千年的大历史而言，可对于一个个朝代中的人民而言，却是无尽的痛苦和折磨。
以上就是对《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的总体逻辑框架的介绍。作者还有一些观点也很精彩，简要列一下。
比如为什么宋代和明末的商品经济远比欧洲繁荣，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作者指出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商品经济繁荣都是出现在大都市、中心城市，商业再繁荣也是附属于政治权力的。而欧洲古代是封建制，商业城镇往往出现在封建领地的边缘，是封建势力管不着、不爱管的地方，它的生长就自由。虽然欧洲古代的商业不如中国繁荣，但它生命力更强，分布更广，能扛过战争和动乱，而中国商品经济的都市性、集中性，导致在王朝末年的动乱中，它很容易被彻底摧毁，失去了积累的基础。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书中论述还很多，比如宗法制度下家国一体的影响，官商结合的特点，基督教新教的作用，儒家思想的作用，等等，这里就不展开了，大家有兴趣读原著。
再比如，超稳定结构既然能迅速在旧王朝废墟上重建新王朝，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经历额300年的分裂和动乱？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入侵和农民起义、王朝内部的权力战争（八王之乱）相结合，动乱强度太大了，甚至影响到了超稳定结构的修复机制。还有，大乱世之下知识分子普遍悲观厌世，导致道教和佛教兴盛，这就遏制了儒家思想在超稳定结构中的作用。一体化结构迟迟不能建立，就导致社会回退到贵族社会（门阀政治），要打破门阀政治这个新的平衡，就需要漫长的磨合时间，最终这个任务是北方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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