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未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

论中国古代未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

谈及近代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没有不归咎于闭关锁国政策的。这样看不是没有道理，但仅仅将领先于世界的天朝的没落归结于此，却也未免草率。为什么在全球贸易方兴未艾的大环境下中国能够闭关锁国而欧洲不可以，为什么这项政策能够延续数百年而始终不废，又为什么日本通过开关能够迅速崛起而满清开关后依然无法振兴，其中原由非有一定的历史纵深不能解答。

　　近代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不是没有先天条件的。自嬴政统一六国，中国即消灭了封建社会，构建了一个大一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官僚主义社会结构。统一的国内市场，在中古欧洲看来近乎奢求，而对中国而言则是常态，反之分裂局面倒为不正常的格局。长期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为经济的突破提供了某种可能。驿道的开辟，大运河的开通，造成了国内便利的交通网络。还有廉价的劳动力、长期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都有充足的理由发展资本主义。事实上直到鸦片战争前期，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仍要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35%左右，和当时号称 “世界工厂”的英国相当。 　

　但最后开创历史的却是欧洲，而不是中国。西方学者对此迷惑不解，而东方学者往往沉湎于昔日的辉煌无法自拔，却又对近代以来的屈辱痛心疾首。篡改历史不是目的，但漠视历史却是最大的无知。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写道，中国在数百年前即达到最富裕的时代，但经过几百年，中国的财富依然如此，同几百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任何进步，这说明其法律中必有妨碍财富进一步增长的因素存在。但到底是哪些因素，亚氏并未明言。资本主义的产生，必须要四个先决条件：私人财产合法、资本的充分积累、社会分工的完成和先进科技的配合，四者缺一不可。 　

　和欧洲强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同，中国历来都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天下所有的财产在法律上都是归皇室私有。财富的皇权所有制否定了私人财产的合法性，私人财产的保护没有制度上的法律依据。皇室对私人财产的觊觎往往会对所有者构成伤害，这种伤害通常是致命的。富可敌国的家族，一般会被世人视为“不祥”，晋代的石崇通过劫掠富商而富甲天下，最后却因财产被权贵所杀；明代的沈万三通过经商积聚的财富足以与国库相匹敌，堪称中国第一富商，却被发配边疆，其财产被全部充公。私人财产没有合法依据，使财产的维持必须有仰仗皇权的必要，靠工商等手段积聚的财富，往往并不是继续投入扩大生产，而凭借捐纳、科举等手段赢得官场地位，依靠皇权的延续，维持财富。明清两朝苏杭地区的盐商致富后，往往并不是扩大经营，培养子弟继承家业，而是致力耕读，鼓励子弟考取功名，以为通例，待其成为官宦之家，又以商业出身为耻，其生产无法维系扩大已是必然。 　

　因为没有对私人财产的法律保护，每一次改朝换代通常都有一次财富的再分配。朝代的周期性更替中断了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一个王朝的建立之初，首先就是要打破前朝的兼并局面，对土地——最大的生产资料，进行一次再分配。法国大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进程，但大革命期间将土地分割成小块出售却妨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历来“铲平主义”倾向比较严重，在“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指导下用暴力铲平财富差异时有发生，“创业”过程中的杀戮劫掠更是史不绝书。宋代是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对外贸易最活跃的时期，大有商业革命之盛，蒙古人的入侵却造成了近三千万人的伤亡。明代经济最繁华的苏杭一带，经过百余年的经营，其生产已初具规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态势，经清兵入关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灰飞烟灭，无孑遗矣。恰似襁褓中的婴儿，遭拦腰一刀，不死何待？经清代百十年惨淡经营之后，经济的恢复刚有起色，又迎头撞上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恰似以刚出生的婴儿对抗年富力强的青年，其夭折更不待言。 　

和西方不同，中国特有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妨碍了地方的自由发展。没有长期合法的地方封建实力，中央和地方的纵向分权就无法展开。以一个上层结构简单的中央政府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对一切行政又大包大揽，自然没有周密细致经理的可能。欧洲自罗马帝国分裂即再未统一，而中国两千年前即完成了长期的统一，以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政府进行统治，但这种政治上的早熟并非不需要付出代价，在地方未得到充分发展之前就加之以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其商业规则必然无法展开，涉及权力、义务等社会契约无从建立，为今后商业无从长足发展埋下了伏笔。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都有一个长期的地方封建过程，地方欲与中央抗衡，必须细致周密地经理，必须发展商业以通有无，壮大经济实力，待其商业规则充分展开，使经济可以做数目字上的管理，再扫除地方间的封建贸易壁垒，形成统一的中央政府、统一的国内市场，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出路。所以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可以通过维新变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还要继续漫长的摸索。 　　

正因为高度集中统一，除南北朝和两宋外，中国历代均为一种非竞争性的天朝体制，其非竞争性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排除了发展工商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从地理环境讲，天朝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往北向西均是土地贫瘠的茫茫荒漠，西南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往南是瘴气弥漫、人迹罕至的热带、亚热带丛林，向东又是茫茫大海。周围要么是蛮夷，要么是藩属，没有一个文明能够在制度上、文化上或是经济上对天朝构成竞争态势，偶尔的边患也只能引起小小的不快，无法构成长期致命威胁。对付蛮夷所动用的资源，数量优势更胜于质量优势。小农经济结构简单，均一雷同，其经营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其动员能力和效率在当时又远较商业经济为高，秦统一六国，北周灭北齐，都以一个原本落后的经济单元战胜对手，其原因也在于此。所以历代政府坚持以农立国，刻意保持一种小农经济的低水平状态。和英国大规模进行“圈地运动”发展商业经济不同，天朝的农业经济必须保障大量的自耕农，因为财政收入始终建立在对自耕农抽税基础之上。由于法制从未真正确立，掌握大量土地的乡绅事实上总有偷税漏税甚至免税的便利，使得兼并无疑意味着财政收入的流失。因为兼并造成财政崩溃的王朝不在少数，后世王朝殷鉴不远，都把抑制兼并当作“经世济民第一要务，有了小农经济作为赋税和兵源上的保障，就足以对周边构成绝对优势，自然没有再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惟有宋代企图作工商立国的努力，但由于上层结构过于简单，无法驾驭日益复杂的经济局面，充裕的资源无法作有效动员以支持北方的战事，最终沦为第一个被异族灭亡的中央王朝。 　　

有了宋朝的教训，明、清两朝矫枉过正，全面收缩政府职能，财政政策消极不作为，刻意使经济保持一个扁平结构，明代的做法尤其让人痛心。首先，通过有计划的屠杀将全国贵族大地主阶层杀戮殆尽，强行打造一个自耕农占绝对多数的社会，法制的酝酿缺乏了基本的基础。其次，通过盐铁专卖、商业高压手段挤压商业发展的空间。然后，在前期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在中后期消极于铸造钱币造成通货紧缩，实际上完全放弃了对金融的控制，无法对经济发展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最后是近乎盲目地降低税率，使政府不能提供资金投入以支持经济的发展。顾炎武在考察苏杭一带经济时即发现，如果政府将当地税率提高百分之一，用多余资金修建水利设施，当地的年收成即可增长百分之三十，但在当时无疑是空想。事实上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那样死守“轻徭薄役”到如此地步，洪武年间即将税率公开，在各地刻石勒碑以示永为成例，不得更改，有倡言加赋者即视为“言利”的奸臣加以诛戮，排除了通过加税投入经济建设的可能。满清以夷狄入主中原，对明朝的政策亦步亦趋，不敢做丝毫改变，以向天下昭示继承了华夏正统，完全有资格君临中国。重农抑商、永不加赋等政策与明代一脉相承。更值得注意的是，满洲人对汉族始终怀有防范心理，又岂可任凭由汉人主导的工商业坐大，所以有清一代抑制工商较之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工商业既没有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相反，为了维持天朝的高度集中统一，还必须进一步限制商业的自由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出台也就合情合理。工商业被视为“末业”，工商阶层被视为“重利轻义”阶层，鉴于又是社会中的流动群体，所以历来被视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韩非子就称商人为“五蠹”之一。商鞅变法首开重农抑商之滥觞，历时两千年，抑商政策长期是“基本国策”，不仅加重了商人的负担，也使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汉代不许商人穿丝绸衣服，唐代不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和做官，明代要商人负担驿站的开销，清代要盐商负担疏浚运河，历朝历代更是将盐铁专卖、加重商税奉为圭皋。政府还拼命将农民禁锢在有限的土地上，通过加强户籍管理、实行保甲联防、控制人口流动、严惩逃亡迁徙，用尽千方百计把工商业的影响减到最小，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却使社会分工失去进一步深化的基础。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轻视商人的社会习惯，直接导致了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使私人财产的合法性更加没有保障。靠经商致富的商人，往往“以末取之，以本守之”，不是继续扩大经营，而是大量购置田产，由商人向地主乡绅转型。 　　

轻视商人的同时，通过大兴科举，使天下知识分子都趋于官场，造成人才过度集中，使工商界缺乏有识之士，自然无从做长远规模的谋划。科举的发展，既伴之以教育的普及，又带来愚民政策的遗患。嬴政焚书坑儒是不让人读书的愚民，而后世的科举则是只让人读一部分书的愚民，两者政治手段的高下不可以道里计，但取得的效果却是如出一辙，使得学术的目的不再是为研究，而从属于政治的需要。考试程序和内容的僵化，使一个原本生机勃勃、富于创新的民族，陷入“代圣人立言”的怪圈之中无法自拔，科技的落后，也就指日可待。自给自足的小自耕农没有财力，也没有意识使用先进工具，《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著述记载的先进农业工具都如昙花一现，未能大规模普及，更无从继承光大，产生现代的科技理论体系。但是在西方贵族阶层垄断了政治，反而使平民阶层的精英惟有致力于经商、科研或是发明之途，方可得到进身之机。随着学术的日渐独立，经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其科教文明后来居上已是时间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闭关锁国政策，彻底扼杀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希望。这个问题一目了然，就不再多言，当一个崭新的世界满怀热情欢迎他的时候，他却黯然地转过身去，关上了沉重的大门，只留下一丝耐人寻味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