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安全、稳定、秩序，有着本能需要，因为人渴望生存，延续，害怕毁灭；但人同时也有摆脱常规、打破规矩的内在冲动，因为人想要创造自我、实现意义，体现存在感。
《封锁》中有一段描绘，夫人要吕宗桢下班时，在银行附近一家面食摊子买些菠菜包子回来。电车上的吕宗桢心里抱怨：“女人就是这样！弯弯扭扭最难找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包子必定是价廉物美的！她一点也不为他着想——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抱着报纸里的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实在是不像话！”抱怨归抱怨，可他还是屁颠屁颠把包子买了。同时在电车上，也有一对中年夫妇站在一起，丈夫手里拈着一包熏鱼（我猜测这熏鱼多半也是妻子让买的吧），油汪汪的纸口袋，妻子絮叨说，当心别把裤子弄脏了，“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两幕场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司空见惯的夫妻相处的方式，里面却包含着日常生活的某种真谛。妻子的精打细算、对老公的指点埋怨，其中不乏体贴、亲近与温情。而被妻子整天絮絮叨叨的男人，终究是幸福的。
可是，身处其中的丈夫不一定这样认为。或者说，即便他有幸福感，他也不会太重视，甚至觉得没啥意思——过日子而已。反过来，要说这种生活多么糟糕，他也不会这么想。毕竟他是银行的会计师，是高级白领阶层，他的生活足以让太多人羡慕了。他具有经济人的理性，不可能为了所谓的浪漫或新奇，而舍弃如今拥有的事业和家庭。总之，他就这样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地生活，也许每天都有一些不同的烦恼，需要操心的事，但整体的人生基调是充实忙碌的，一天奔波下来，回到家中，是他最大的放松和安慰。小说初版的最后两段中，写到他在家中一面吃晚饭一面阅读女儿的成绩报告单；“饭后，他接过热毛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
所以，千万不要被他对翠远倾诉的那些话所迷惑。这些话听起来，好像他事业家庭，都是多么的不幸：
“忙得没头没脑。早上乘车上公事房去，下午又乘车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为什么来！我对于我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兴趣。说是为了挣钱罢，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我简直不懂我为什么天天到了时候就回家去。回哪儿去？实际上我是无家可归的。”；“哎，混着也就混下去了，不能想——就是不能想！”；“你——你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当初我也反对来着。她是我母亲给订下的。我自然是愿意让自己拣，可是……她从前非常的美……我那时又年轻……”；“她后来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人——连我母亲都跟她闹翻了，倒过来怪我不该娶了她！她——她那脾气——她连小学都没毕业。”
男人追女人的手段之一，是把自己说得多可怜，以唤起对方的怜悯，不知不觉间两人心理也就亲切了许多。这些水深火热的话，连翠远也不相信。翠远知道，“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可是人的心思就是那么微妙，明知对方是撒谎，可仍然获得了某种信任、被看重、被爱的感觉。
甚至要注意，吕宗桢勾搭吴翠远，也是出于偶然、无聊和被迫。偶然因素：电车封锁了；无聊因素：包包子的报纸也看了，百无聊赖；被迫因素：他看到了令人讨厌的表侄，为了躲避对方，赶紧换座位到翠远旁边；没想到表侄看见了他，只好假意忙着跟翠远调情。而在表侄面前，如果把戏搞砸了，岂不很丢人？于是拿出中年油腻男撩妹的所有解数。
还要留意，吕宗桢对翠远的印象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一开始，“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个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随着入戏渐深，“在宗桢的眼中，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到后来假戏真做，“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竟向对方求婚；而在游戏结束，回到家后，“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那是天生的使人忘记的脸。”与这种印象相对应，宗桢对翠远，也似乎动了真情。先是“他看着她，她红了脸。她一脸红，让他看见了，他显然是很愉快。她的脸就越发红了。”毕竟是新鲜感，看别的女人总比看妻子来的有趣。然后，他从这个女人身上找到了存在的价值，“在这里，他是一个男子。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
这种惬意，源自某种不需要负担的情感。因为是偶然的相逢，反而可以道出许多真心话，在那一刻，“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你说真话，她为你心酸，你说假话，她微笑着，仿佛说，瞧你这张嘴！”这里有心理的寄托、心潮的荡漾，还有心情的戏谑，它们共同构筑成一个苍白的人的美好瞬间。然而，吕宗桢对于这个萍水相逢的女人的真实感受，却是“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你不要她，她就悄悄的飘散了”。换句话说，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男人需要这样的工具化的女人。
在这种场合，吴翠远表现出女人式的“情感幼稚”，情感幼稚的原因，是她的情感缺失。而且情感缺失的根源，又在于她作为髙知女性，在男权环境下选择机会的匮乏。翠远出身于带有基督教背景的新式家庭，家里竭力鼓励女儿用功读书，一步一步往上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英文助教。按理说这种现代精英独立女性，应该前景光明，爱情事业双丰收才是。可是她遭遇三重局限：
第一，家长渐渐对她失掉兴趣，宁愿她当初匀出点时间找一个有钱的女婿。家庭会承载更多的名望要求，相比个人，更难以免俗。看来当他们发现女儿十年寒窗，不过混在大学底层，终于意识到投资失败。翠远在家庭氛围中遭遇冷遇，内心落寞可想而知。
第二，在学校里，翠远老觉得谁都看不起她。她的这种感受是切实的。一则她作为教英文的老师，却没有出过洋；二则她是女人，再怎么着也不可能谋到多高的工作岗位。总而言之，像大学这样的高等知识精英圈子，其实是最具男权色彩、等级森严的地方。
第三，她自己已经被规训成毫无个性的好人。“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远不快乐。”这些所谓高雅的教养，不过是外在的附丽，它们不是翠远真正想要的。另一方面，虽然她内心并不快乐，但她已经丧失了反叛的能力。她的“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然而她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
也许很多人很难相信，这样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式女性，居然做不到特立独行、个性十足，反而顾忌更多，越加受世俗标准的影响。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事实往往如此。受教育越多，越容易瞻前顾后，越舍不得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而那些表面越有个性的人，所受世俗压力越大，越感觉不被人理解，故而也就越加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进而不自觉地按照别人的标准而活。久而久之，反倒比一个普通的人更平庸、更无趣了。
翠远毕竟现在只有二十五岁，刚开始工作，还没到万念俱灰的年龄。在每天格式化的日子，她不敢付之于外在的行动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只要有一丝缝隙，一点机会，不会对自己的名声造成太大伤害，她还是遏制不住去体验一下越界的满足感。而电车的封锁，为她提供了一个异质空间，使被压抑的情愫有了释放的可能。她先是拿出卷子批改，看到一个男生的作文写着“红嘴唇的卖淫妇……大世界……下等舞场与酒吧间”，她居然给了一个A，她不由质问自己，为什么给这么好的分数？一问自己红了脸。“因为这学生是胆敢这么毫无顾忌地对她说这些话的唯一的一个男子。”
平日因为自己的循规蹈矩，她的这种真切渴望被遮蔽了，别人要么对她敬而远之，要么视若无睹。翠远因为本人就是好人，所以对好而伪的人一向是厌倦的，而在这个封锁时刻，一个坏而真的男子恰到好处地出现了。吕宗桢一开始搭讪，便说从撕破的广告依次看到了她的下巴、眼睛、眉毛、头发。可从来没有人如此留意她的具体身体部位啊，“翠远笑了，看不出这人倒也会花言巧语——以为他是个靠得住的生意人模样！她又看了他一眼。太阳红红地晒穿他鼻尖下的软骨。他搁在报纸上的那只手，从袖口里伸出来，黄色的，敏感的——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
如果吕宗桢仅仅是一个“靠得住的生意人”，一个好人，翠远根本不会感兴趣；但他“倒也会花言巧语”，这种真人，一下激活了翠远的生命力。翠远心中的真，并非真诚，事实上花言巧语的意思就是满口假话。她所谓的真，乃是展露情欲的本能，追寻内心的快乐。这个愿望说起来简单，但在社会条条框框压制下，实现起来何其之难。每个人都道貌岸然，带着面具生存，太累，而人，总是有坏一下的冲动的。
“他们恋爱着了”，好快，就如某句诗所言：没有犹豫是因为有一种默契，希望便成了美丽的信念不朽的雪崩。翠远甚至已经打算要做吕宗桢的妾。“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她恨他们！他们哄够了她。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
然而，男人是靠不住的，对于逢场作戏的宗桢而言，从一开始就并非那么决然，他仅仅是说说而已。一边把清纯女子撩起来，一边又在犹豫不决寻找退路。他对翠远说，“你不是自由的。即使你答应了，你家里人也不会答应的，是不是？……是不是？”又说，“不行，这不行！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你是上等人，你受过这样好的教育……我——我又没有多少钱，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既然知道对方如此为难，你自己又没多少钱，那你还说娶人家干嘛，这不明摆着耍人吗？
而翠远这边，一个觉得自己“可爱的”、有“端凝的人格的人”，一个时时刻刻期待真爱降临的人，却已经完全把这事当真了。感情，对男人而言，常常是游戏；对女人而言，常常是托付，一生的托付。看到对方左右摇摆，翠远心里想着：“以后她多半会嫁人的，可是她的丈夫决不会像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般的可爱……封锁中的电车上的人……一切再也不会像这样自然。”她仍然把对方想得太好，尽管她残存的理性清楚对方终究“是个好人”，和无数男人一样的好人。于是“她哭了，可是那不是斯斯文文的，淑女式的哭。她简直把她的眼泪唾到他脸上。”可惜她的心思，吕宗桢不可能读懂。
宗桢急切要她的电话号码。这一举动，足以让一个女人更加意乱情迷，这是以后可以保持联络的信号，说明情缘可以再续。翠远飞快说了一遍号码，便不做声了，她有矛盾的小心思，觉得如果他有心，电话号码不用笔记，也理该记得。记不得，他是不爱她，就用不着往下谈了……
翠远沉迷在这份侥幸里。这时，封锁开放了，伴随叮铃铃的铃声，宗桢突然起身，挤到人丛中，不见了。翠远以为他走了。尽管她理智地告诉自己，就当他死了，一切结束了，但她还是盼望他打电话过来，那时“她一定管不住自己的声音，对他分外的热烈，因为他是一个死去了又活过来的人。”翠远盼望自己平淡无奇的生命，能发生这样的戏剧性。是的，太戏剧性了，只不过完全不是她预想的那种。翠远一睁眼，望见吕宗桢遥遥坐在他原来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了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这是吕宗桢的切断方式：残忍、冷酷、粗暴、干净利落，他毫不留情地把翠远打回现实的世界，让翠远今后对美好生活再不存丝毫念想。他扼杀了一个人的情感世界，我们却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毕竟，想法越多，生存越艰。到头来，连这样的非凡时刻，也都不过是不愿承诺担责的男人游戏呼吸的一个常态而已，了无新意，属于这庸常世界的一个部分。无所谓封锁，无所谓突破，也无所谓退缩。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地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命运如辘轳，生活如车轨，而人生，犹如吕宗桢在家中看到的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整天爬来爬去，没有思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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