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父那年退休时工资上千元,他这个大学生出身的工人感到很满意。不过,我那时刚到玉溪卷烟厂拖烟包,一个月就拿700块钱左右,记得是97年,我还是一个临时工,就很替他感到不平。他却笑着说:“算了,比起一些厂的工人一个月才拿300块钱左右,已经不少了,况且我又不要干活,就知足吧。”
岳父这种乐观的心态应该是他年轻时遭遇过挫折磨练出来的。
岳父风华正茂时在成都农大园林系上大学,正赶上百花齐放的时候,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手握如椽巨笔,饱蘸着一腔鲜红的热血和乌漆麻黑的墨汁,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然而,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他们直到撞到南墙时,才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但已经晚了,到最后他们恰如一桶凉水从头倒到脚,他们一个班61人全被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美其名曰支援边疆建设,其实跟充魂没什么区别。
岳父以前在四川家里从来就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乍一干起拾棉花和骑马去放羊的活儿,他还真干不来。面对着茫茫的戈壁滩,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笨拙地干着活,看到当地人如鱼得水地干活,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在受刑,他不由地想起当年在北海牧羊的苏武,觉得自己比苏武的日子还不好过。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在心里嘀咕:不就是用墨汁在白纸上写了几篇文章嘛,至于吗?他仰天长啸,觉得比窦娥还冤。就巴望着六月飞雪,结果天从他愿,新疆果然六月鹅毛大雪纷飞,但他并没有得以雪冤。
好在我岳母对他忠贞不渝,对他不离不弃,还从四川乐山不辞路遥地到了新疆,就像曲波的夫人当年从昆明出发千里寻夫到了东北一样,我岳母也跟岳父在新疆安了家。我岳父跟岳母相濡以沫地在新疆呆了25年,终于迎来了东方鱼肚白的天空上绽放出清新如燃的朝霞和晨曦。
那个时候,我妻子的小舅舅在玉溪某驻军当参谋,应该不是小参谋,而是大参谋。不然的话,就无法解释出他凭他的强大的人脉关系打通了关节,就一纸调令把我岳父一家从新疆调回到姹紫嫣红花开不谢四季如春鸟语花香的彩云之南的玉溪。我岳父一家从新疆调到玉溪,觉得是从糠箩里跳到了米箩里,因为比起钱再多也难钱尽其用的新疆某市,玉溪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城市相比的话,简直没有什么差别。
岳父一到玉溪就被一家畜牧单位接受了,一开始才只有600块钱,后来才涨啊涨的涨到1000块钱,他拿1000块钱时,社会上的一般工人才拿300块钱,我们江苏那儿基建工人小工一天15块钱,大工可能是20块钱。岳母找工作经受了一点波折,本来是想到烟厂的,但烟厂工资高,没有很深厚的背景很难进去,岳母不被烟厂看好,后来只好到聂耳公园上班,岳母是聂耳公园首位正式女工,工资也是600块钱,比起临时工才拿300块钱强多了。我后来在浇铸聂耳铜像捐款名单的墙壁记事黑板上看见了岳母的名字,才知道岳母还是开辟聂耳公园的元勋之一。名单记在黑板上不假,字却不是粉笔字,而是雕刻家镌刻在黑板上的,旨在让玉溪人民牢牢地记住浇铸聂耳铜像的有功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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