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冷泉港亚洲一角。图片来自CSHA
编者按：
2009年，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在苏州设立了唯一海外分支——冷泉港亚洲，旨在打造面向亚太地区一流的国际学术会议平台，推动中国及亚太地区生命科学的发展。经过七年的努力，冷泉港亚洲已经摆脱了成立伊始的水土不服，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开始布局日本、韩国。仅今年一年，冷泉港亚洲就将举行近20场国际会议，涵盖癌症研究、微生物学、基因组学等多个领域，其前沿性和多样性毫不逊色美国本土会议。在冷泉港亚洲首席执行官季茂业博士看来，这里既是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也是打造讨论前沿科学的中立空间，更为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学生提供了一个与世界一流学者深入交流的平台。
文 | 叶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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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美国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otary)，人们几乎会立即想起一个人，那就是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诺贝尔奖得主、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沃森和位于纽约长岛北岸一个安静秀美小镇上的冷泉港实验室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在这里对DNA研究产生了兴趣，并于1953年6月初，首次公开报告了他和剑桥大学同事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共同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从1968年至2003年间，沃森担任冷泉港实验室主席长达35年之久，引领其成为世界最知名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基地之一。时至今日，冷泉港实验室的标志还是一个被双螺旋结构所环绕的CSH字样。
早在1968年，沃森出版自传《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回忆了他个人的科研历程。在沃森笔下，这群探究DNA结构的伟大科学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同普通人一样，合作中亦有竞争，不同机构之间相互角力。沃森美国式的直白率真，让《双螺旋》这本书风靡全球，也让冷泉港这个名字深入人心。书中还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狂热的“观鸟者”，如何在冷泉港发现了对分子生物学尤其是生命遗传物质的兴趣。
1948年，沃森成为微生物学家萨尔瓦多·卢亚（Salvador Luria）的研究生。早在数年前，德裔美籍生物学家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就与卢亚在冷泉港度过夏季时光，并在这里授课，沃森被德尔布吕克的噬菌体课程深深吸引，这使得他对DNA产生浓厚的兴趣。有意思的是，德尔布吕克、卢亚以及阿弗雷德·赫希（Alfred Hershey）因研究噬菌体在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获得1969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而沃森要比他的老师早7年获得该奖项。
1.生命科学的摇篮
冷泉港实验室正式成立于1890年，是一家非政府、非盈利的科研与教育机构。成立之初，这
里主要传授生物学课程，20世纪40年代，冷泉港实验室开始在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上世纪70年代，在沃森治下，冷泉港实验室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此时的冷泉港已将目光专注于癌症研究上。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National Cancer Act），促使政府大量资金流入癌症研究领域，次年冷泉港实验室就获得了政府的第一笔抗癌研究资金。
冷泉港实验室拥有非常系统的培训方案，从对中小学生的兴趣培养一直到博士生的专业技能培训均有不同的项目，例如培养博士生的“沃森生物科学研究生院”（Watson School of Biomedical Sciences）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冷泉港实验室每年举行的高规格分子生物学系列会议，令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趋之若鹜。自成立到现在，冷泉港实验室已经诞生了7位诺贝尔奖得主，它也是600名研究和技术人员研究和生活的乐园。
2009年，作为冷泉港实验室海外唯一分支——冷泉港亚洲会议正式成立，基地定在苏州独墅湖边上，如同长岛，这里也是苏州市的一隅静谧之地。
2.曾遭遇水土不服
近日，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国际部亚洲主任、冷泉港亚洲首席执行官季茂业博士接受了《知识分子》的专访，回顾了冷泉港实验室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历史。季茂业曾在冷泉港实验室任职，2009年正式回国履职。
在成立之初，沃森以及冷泉港现任总裁布鲁斯·斯蒂尔曼（Bruce Stillman），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来到苏州进行探访。沃森也曾多次和季茂业聊天，出谋划策，并给予很多技术层面的指导。
尽管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被誉为“生命科学的圣地与分子生物学的摇篮”，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所之一，但冷泉港亚洲在中国成立初期却门庭冷落。“我的部分美国同事当时认为，冷泉港亚洲在中国会一呼百应。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2009年秋季，我们策划来年的会议议程，‘沃森癌症会议’以及‘克里克神经生物学’是其中两个重要的会议，当时注册的情况并不理想。”季茂业回忆说。
季茂业坦承，当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从零开始为这个新生事物谋求生存的空间。“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感觉就像冲浪一样，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有很多不确定的事情需要及时调整。”
“在成立之初，中国科学界很多学者都不知道冷泉港亚洲，但也有很多学者在观望中。那些从海外回来的学者比较认可，会有一种抱团取暖的感觉。但后来，（我们）得益于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所拥有的全球生物领域跨分支的人才网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个人或机构，目前无法比拟的优势，它们可能会因专注于某一个领域而受到局限。”
3.启迪未来的学术研讨会
冷泉港亚洲会议现场，图片来自CSHA
据沃森回忆，当年因在冷泉港会议上获得信息，他对DNA分子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最终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这个会议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至关重要。冷泉港实验室现任总裁斯蒂尔曼也有类似的经历。30年前，他在冷泉港参会，由于他的导师临时有事，委托他代替演讲，之后他就留在冷泉港做博士后研究，如今成为冷泉港实验室的总裁。
正因如此，冷泉港亚洲把培育未来的科研中坚力量作为使命之一，吸引很多来自中国各大科研院所的研究生来参会，努力营造一种学术讨论和社交兼备的氛围。
季茂业说，“我觉得一个会议就是一个社区，可以整合人脉，砥砺学科思维，推进该领域尽可能地快速发展。会议跟人有关，而人是有社会性的，通过相互讨论和交流，从而能在会议上产生新的想法，这就是冷泉港会议根本的意义所在。”
在季茂业看来，冷泉港亚洲提供了一个研究者纯粹讨论科学的中立空间，超越了政治和文化隔阂，而且会议主题紧跟相关领域的前沿。
在会议议题的设置上，首先由冷泉港亚洲的管理团队决定做什么方面的会议，然后再去挑选这个领域的组织者，他们通常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再由他们组成一个4-5人组成的小组决定需要找哪些演讲嘉宾。最后，冷泉港亚洲会跟他们一同协调来做这个会议。
“我们既关注生命科学最前沿，也关注转化科学方面的内容，每年也有一些会议关注转化医学。事实上，我们对基础和转化不会刻意区分。因为如果它发展成熟，就可以造福于社会。“季茂业博士表示，”如果一个领域的发展还处在早期阶段，我们通常会组织闭门会议。例如，去年我们有一个有关脑科学的闭门会议，当时有60多位中外学者参与，希望从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吸取教训来做脑科学研究。”
季茂业说，冷泉港亚洲会议尤其鼓励学生的参与，并帮助他们和知名学者充分交流，交朋友。比如，会议就餐时，只安排一位老师坐在一个桌子上，这样更有利于学生与老师的交流。
“我们从方方面面吸引学生参与，鼓励他们发言，并让他们充分利用时间，多方位、多角度地进行交流，因为他们是未来科学的主力军。因此在我们的会议上，礼仪性的东西不重要，而是纯粹地讨论科学，”季茂业表示，“冷泉港亚洲也起到一个桥梁作用，既有中外学术的交流，也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接下来，冷泉港亚洲的目标是真正“能够在中国扎根，倾听中国科学领域的声音”。
（责任编辑 徐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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