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了几年光景,那几幢骨子硬朗些的老屋也要倒的,尽管那些高傲的马头墙在风雨里伫立了百年。年久失修,无人居住,失却了尘世间那一缕烟火气息,再华美的楼宇终究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接着是朽烂,是坍圮,是无声息的消亡。有两幢钢筋混凝土的新屋急不可耐地砌上去了,新屋杵在气息奄奄的老屋之上,好似从西服上剪下了一片缝补在破了洞的长袍上,不伦不类。
可真苦了我那条巷子了。真不是我矫情,确实情绪低落,趁那条名存实亡的巷子还在,我拿起笔跟你们说说我的故乡伍家圩那条巷子的故事。
祠堂弄巷子叫“祠堂弄”,从伍氏祠堂前发源,一直在祠堂周围的建筑群里生长蜿蜒,弄堂逼仄幽静又生机勃勃,它像树的根系,像叶的脉络,又像流淌着鲜血的血管,它像迷宫一样在古老河道冲积而成的“圩”上繁衍生息。这里是淳朴的也是龌龊的,是美丽的也是丑陋的,是圣洁的也是污秽的,是我的祖先伍子胥一样忠心不二的,也是有爱有恨温暖与凄凉的。
我是伍氏子孙,原本有资格写写伍氏祠堂的,可我没进过祠堂,没亲眼见过祠堂,我不愿意在村子里道听途说然后发挥我的想象力去描绘伍氏祠堂的宏伟堂皇。自从记事起,祠堂已毁;因何而毁,毁于何时,一概不知。我当然可以去探问查证,难不成又要像今天写祠堂弄一样感叹唏嘘一番,我委实不愿意。
写不了伍氏祠堂,就从祠堂前的那口老井说起吧,尽管老井也早就填埋了,可毕竟我见过它,喝过它的水,我把老井当作祠堂弄的开头,那开头何其生动何其精彩。雾气刚散或者薄暮冥冥的时候,老井边最热闹,怕是姑娘们在井边浣洗衣物的缘故,小伙子半是炫耀一般两腿跨上窄窄的井沿,把个水桶在井底倒腾得天响,三五下功夫就把一双挑水的木桶打满了,末了当然不会忘记多打上几桶给几个浣衣的姑娘。有个姑娘洗的是父亲的长袄,她央其他女伴帮着她来拧干,那群姑娘朝小伙使使眼色,于是一边是姑娘们咯咯的笑声,一边是两个脸色绯红的人儿一齐把衣服拧干,那乡村的爱情萌发得那么简单有趣和自然。
由老井往巷子里走,先是文昌阁,再往里是十三官厅,我记得厅被大火焚毁了,石柱、石鼓、石板等青石构件都搬走了,成了公家的或是私人的不得而知,只听说十多年前就有人出一万元一个收购那石鼓,那些构件的精美和壮阔便可想而知了。
文昌阁是我奶奶常带我去的,那里头有神秘感,据说楼上有许多泥塑木雕的菩萨像,我年纪小未曾敢上楼去,始终对那建筑有一种敬畏。后来文昌阁成了村里的宿店客栈,除了老街上的茶馆店,这里就是村子的信息中心。端午节的时候,村里的小孩都被带到文昌阁,用一把大杆秤称重量,称完重用一截艾条点了火在肚脐眼周围或者脖子后头烫火,我们那里叫“烙火”。我奶奶老是威胁我说不“烙火”会肚子疼,可每年称完重,我就从文昌阁溜出来,我奶奶那双小脚哪里赶得上我。
文昌阁里住着修锁的,铸铜锅铲的,镶牙齿的,还有画像的……有一年我们村里的一位姑娘,竟然跟那个住在文昌阁里的画像的后生私奔了,我现在无暇跟你复述这个私奔的故事,也没空跟你讲那个牙医的旧闻,我还是继续讲我的祠堂弄。
文昌阁往里最多五十米是我家的祖居,我很喜欢坐在青石门槛上望那悠长悠长又寂寥的弄堂,鸡毛换糖的、磨剪子菜刀的、赊小鸡小鸭的、补碗的、骟鸡的、牵猪公配种的……他们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我喜欢揣摩他们身上的故事,想不倦看不厌。
其实祠堂弄哪怕没有外人来也是精彩的。你听,前面那幢黛瓦粉墙砖雕门面的宅子里传出那悦耳的敲击声,年轻美丽的姐妹经年累月刻木雕花,那一排刻刀大小不一各式各样,或雕草木,或琢瑞兽,或刻人物都栩栩如生。在一条悠长的巷子里,有一双美丽的姊妹花,无须看客拥趸,每天专注地雕刻,雕刻就是她们精致而简单的生活,现在想来这该是一条多么文艺的巷子。
还有她们隔壁住着一位老者,那老者编织草鞋讨生活,据说她给国民党兵编过草鞋,给共产党编草鞋,也给军阀和土匪编过草鞋,后来她死了,那间空屋黑洞洞地对着巷子,诉说传奇往事。再往前是伍氏家班,刀枪剑戟叉,生旦净末丑,教唱授艺,演绎人生,这祠堂弄也曾有过“角”的风范。巷尾还住着一位老校长,他的绰号叫“二万”,可我真没见过他打麻将,他有个女儿叫小月,我记得村上一位作家在他的长篇小说《女儿滩》里写到过她,那一定是个标致的人儿。
本是落寞哀伤的,写着写着怎么就明亮起来了,那些记忆或者说祠堂弄本身就像嵌在明堂坑低的碎瓷片,古老、神秘、美丽、残缺,阳光一照它明晃晃直逼你的眼。
如果有人问我你家在哪里,我一定还会说我住在祠堂弄;如果有一天它真得消逝了,请一定记得我们生于斯,活于斯,歌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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