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只影子(上)
微樯
“儿子,你不是我儿子……”
“妈,哪儿不舒服?”老太太年岁大了,身体到了大修期。今儿头不疼了,明儿胸口又发闷。哪儿都舒坦了,脑子又不精明了。这不,又开始胡说了。
“儿子,”老太太拉着我的手,“你,不是我儿子!”老太太像是怕我没听见似的,又重复了一遍。
在老太太呓语般地唠叨声里,窗外刮过一阵独属关中平原的风。这风没点劲头,刮过来刮过去,没有减弱一丝安城这个大火炉的炙烤度。
同是夏天,黄土高原的夜晚却凉快得多。
“别动我姐姐。”一声哭喊撕裂时空,从1947年的陕北传来。
这是一户典型的陕北小院,三孔土窑洞从山里挖出来,再安上门窗糊上窗纸就是冬暖夏凉的陕北人家。
院子里,一个小女孩死死抱着一个大兵的腿,另外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反身扑打着。就像死命挣扎的小鸡,虽然拼死抵抗,但明显不敌在战场上滚爬的大兵……
“啪——”我的枪响了。伴随着鸣枪示警,我啪啪两个响鞭,催马前进,顺便抖抖气势。
一眨眼功夫,我就站在院子里。一撩眼瞥见女孩头发散成柴草垛,脸上沾着一片枯叶,泪痕沾着黄土,像两条蚯蚓刚刚爬过。蓝色粗布裤被扒了下来,露出里面的印花裤衩。
作为宪兵队士兵,我管的就是这些兵痞,所以看见我,他们又恨又怕,连忙收手。可见我只一人,院子里的三个国军士兵胆子大了起来,因为做这样的事,被宪兵撞见轻则鞭挞重则枪毙。
兵痞就是兵痞,三人互相使个眼色,唰地举枪——
我一个就地十八滚,躲在一只驴槽后。宪兵碰到不要命的兵痞,就是针尖对上了麦芒,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我一边大声喊“我是宪兵队的,后面还有大部队,想活命的赶紧把枪放下”,一边想着对策。哎,遇到这帮亡命徒,真是倒霉。
老天也许真的有眼。我刚喊完,大部队就真的过来了。陕北地形复杂,国军一个团的士兵分三队,谨慎地沿着村子开进来。乘着这几名兵痞愣神,我瞅个机会,跳出了他们的包围圈。
听说有士兵竟敢和宪兵对着干,一位谢团长马上派人把那三人包围。三人是老兵油子了,最会见坡下驴。一看阵势慌忙放弃手里的中正式步枪,任由几个士兵推推打打拽到团长面前。
我向团长建议,留下那个施暴的大兵,其他两个士兵给他补充兵员。他一听满口答应,互敬军礼后,带着两名“新兵”上路了。
看着被反绑的大兵,我望着他,咧了咧嘴,算是和他打个招呼。大概是我笑得有点阴险。他一见我笑,吓得跪地求饶“长官,我再也不敢了,您给我个机会,我一定用我的命和敌人死磕到底”。看着他这样,我反而坚定了将他就地正法的想法。按照条例,他的举动,已经够吃几颗“花生米”了。
”老总,谢谢啊,要不是你……”那位十八九岁的女子一边用粗瓷大碗倒了碗凉开水递给我,一边拿出一碗红枣让我吃。
看着跪在地上的大兵,她尖声喝问“你就没有姊妹母亲,要是你的妹妹被这样欺负,你能高兴吗?”骂了一顿,女子进窑洞去了。不大一会儿,她出来了,手上端着一碗绿豆汤给我,大概是早上熬的,乘中午热的时候喝,大夏天的可以降温解暑。
咦,刚才灰头土脸,眼泪洗面,稍一收拾,这女子就像民歌里走出来的“兰花花”——一条长辫子拖到腰间,随着走路摇摇摆摆,一双大眼水灵灵的好像会说话。接过水碗,我不由得咽了口唾沫。为了让自己缓过神来,我猛拍自己的脑袋,暗骂一声——德行。
看看夜色将近,我骑上马,马屁股后面拖着大兵。我想找个地方把事儿解决了,那位团长能给我作证,我不是滥杀无辜。万不得已,那两个兵也许能作证,毕竟我没有惩罚他们。我是老宪兵了,干事绝不给自己添麻烦。
骑在马上,我就想:这国军是怎么了?私底下听说,在共产党军队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难怪人家老打胜仗。尽管我们占了地盘,可连人家的毛都摸不着,还时不时被吃掉几个人几十个人。哎,当宪兵也整治不了国军的歪风邪气啊!
到了一个僻静的河湾儿,我拴好马。拔出匣子,我喜欢这样叫我的匣子枪。可举着不知使用过多少回的乌黑家伙,我一点也没有以前那样的决绝。以往,我觉得惩罚一个罪大恶极的士兵就会震慑其他人,进而达到整军肃纪的目的,所以毫不手软。今天,我觉得有点厌倦。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袭来。我收回了枪,放在膝盖上,一屁股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我无言,大兵不语。我在犹豫,大兵在等。他等我像个死神一样要他的命。
时间静止,天地宁静,只有马儿不时打个响鼻,在陕北凉爽的夏夜里显示出一点生气。我的思绪却飞速旋转……我要做个决定,对自己做个总结,给自己一个交代,以往在国军的一幕幕就像电影一样放映在我的时空和经纬。
……
不知过了多久,我收枪如匣,拿出匕首。
“长官,您不能这样啊!求求你,给我个痛快吧!”见我亮出匕首,大兵崩溃大哭。他以为我要折磨他,折磨够了然后杀死他。
割开绳子,我用匕首低着他的后心低喝“不要回头”,然后摸出枪来抵住他的脑袋。
“滚”。一听我这句骂人话,大兵如蒙大赦,就像一条被放生的鱼,连忙向前一奔,就要融入夜的深海中。也许是跪得久了,也许是太过惊喜,毕竟捡了一条命回来。他这一奔,差点跌倒。随后,直起身子,转过来向我鞠了一躬,然后跌跌撞撞跑开了。
“站住”,我一声断喝,这一声就像一条绳子猛地一拉,大兵硬生生定住,仿佛被施了定身法,他估计也知道跑不过子弹。
“你也算个男人?打过日本人吗?”
“报告长官,在山西打过,不过,败了。”大兵的声音有点低,大概为自己的败绩脸红。
“答应我两个条件。男人的话落地就是一声雷,你要说话算数。”
“好。”
“第一,我们从没有见过,今儿的事儿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
“好!第二呢?”
“不许打中国人,要打就过黄河,打鬼子。”
“好,我也是中国人,不会让您失望的,因为我这条命是长官您给的。”他说这句话听起来倒像是真心话。作为老兵,军队条例他早已熟记,调戏妇女的下场她应该清楚,何况他的行为更严重,属于强奸未遂。
“滚吧”,这次我的声音不再僵硬,我都没想到自己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不知呆坐了多久,我才回到了女子家门口。
“谁——”听着敲门声,女子强压住恐惧,壮着胆低声喝问。
“白天救你的人。”
到她家来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离最近的营地也有几十华里,等到了也许快天亮了。可天亮了,我还得回到这一代执勤,收集散兵游勇,收拾扰民的士兵。
吃了女子做的陕北饭——玉米窝窝头、洋芋擦擦、南瓜稀饭,我一觉到大天亮。看看天亮,本来该我出去执行自己的任务,但我心里一点也不想动,就想窝在她家里,哪里也不想去。再说国共在这一代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让人看见我到她家里,一定会给她惹麻烦。我心里知道这是借口,但是硬是强迫自己相信这个借口。所以一旦村里人来了,我就赶紧跳进院子里的洋芋窖躲避。这洋芋窖三米左右深,像个旱井。两侧是一个一个脚踩的窝,从下向上看,有一种坐井观天的感觉。
坐在洋芋窖里,我觉得好久没有这么平静了,要是中国人以后有这样平静的生活就好了。这样胡思幻想着,听到窖口有人唤叫。上来一看天黑严实了。我上来扒了两口饭就走,一天不回去了,我得摸黑回去报告一下对于那名兵痞的处理情况,当然不敢说把他放走了,“就地正法”是唯一的说法。哎,战争年代,不杀人反而不对了。见我要走,兰草儿拉了拉我的衣角——
“还,还回来吗?”
我一愣,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开了个玩笑“我能一辈子回来吗?”可我不大会开玩笑,说这玩笑连自己也觉得不好笑,脸上只觉得通红,就像喝了半斤烧酒。
陕北人朴实,陕北女人朴实得更像一颗天生的珍珠。她低下头,然后使劲点点头,回了一字:
“嗯!”
随着这一声嗯,四目交汇,就像商量好了似的。虽然无言,却满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复杂浓厚情绪。我不由伸出手,拉住女孩的手。这是我的第一次,她的手汗津津的,手掌心每个手指的下方都长着令人心疼的老茧。
“当当”,当晚我再次敲开了兰草儿家的大门。就像一个上班的工人,白天我出去执勤,发挥我这个宪兵的作用,晚上就偷偷回到“家”。
我喜欢和兰草儿在一起的感觉,这是所有在外流浪许久的人的共同心愿,更是你杀我我砍你的战争年代人们对平常生活的共同期盼。心里真希望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但我明白那是妄想,尤其是战争年代。虽然我一遍遍安慰自己——仗总会打完的,和平一定会来的,到时候国共一合作,我们在一起不就是“瞌睡有个枕头——顺事儿” 嘛?
但我知道这是自欺欺人。日本人都没赶跑,国军就着急打内战,打来打去,何时是个头啊。作为士兵,我真的想不到自己会有未来。
有天晚上,我告诉兰草儿,让她忘了我,因为一个士兵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脑袋。也许是明天,或许是过几天的大中午,自己的尸体就会让苍蝇开个“嗡嗡”音乐午餐会。那时候不是让她守活寡吗?
听我这话,她哭了。越哭越伤心,肩膀一抽一抽,喉咙上就像吃饭噎到一样,不时发出“嗝儿”的一声。我一看她哭起来没个完,这可怎么好,就跺一跺脚“好好好,咱们两个死死活活在一搭儿”。
“真的”,她抬头问,连掉在眼角的泪也顾不上擦。
看她那傻样,我擦干她的泪说晚上我出去一趟,她半信半疑地看着我翻出大门消失在黑夜中。一个小小的大门在我们当兵的眼中和走平地没什么两样。
出去到了僻静处,我默默坐下想对策。
溜号?万一被抓小命就没了,我没了,兰草儿咋办。
告老还乡?这个借口连自己都忍不住失笑。我的父母都在日本人的轰炸中逝去,我一个孤儿无路可走,才来当兵,混口饱饭。如今国共内战,中日战争,哪里不需要我这样的壮“劳力”。哎,此路也不通。
“急死我了”,我使劲儿拍着自己的“榆木疙瘩”。
耶,这一拍还真拍出了个主意——去死。一死什么都解决了。
“儿子,你第一天回来。我问你是不是吃你最喜欢的面。你记得自己怎么回答我的吗?”老娘慢慢地说,一下子打乱了我的思绪。哎,都说人老变小孩,一点不错哦。
这我怎么能忘记——油泼辣子面。
老太太点点头:
“可我儿子最喜欢吃的是我做的岐山臊子面。小时候有个头疼脑热的,我一碗臊子面就给治好了。面一吃,出点汗,活蹦乱跳的。
那天你说要吃油泼辣子面,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是后来又狗喝麻汤自宽心——以为你好多年不见习惯改了。”
我记得退伍回家那天,当地政府有关人员带着我,披红戴花,说是迎接英雄回归故里,其实我比那些牺牲的战友幸运多了,就是让我默默回家种几亩地都心甘情愿。仅仅由于在打日本以及解放战争中立过功,地方不仅安排我到区政府上班,而且敲锣打鼓把我送回家。
回家后,母亲问我最喜欢吃什么,我就随口一说——油泼辣子面。看着瞎眼的母亲一个人这么年熬过来,我想她不就是要等到儿子回来这一天吗?如今,我回来和她又住了二十几年,到老了却说我不是她儿子。
我生气出门,坐在胡同口,扇着扇子。可扇过去是热风,扇过来还是热风,天气的热度一旦燥热到心里,一把扇子很难挥之而去。心里烦躁得不行,就骂这鬼天。妻子兰草儿见我烦躁,轻轻过来,一边给我端来绿豆汤,一边让我照顾照顾老妈,她要出去买点菜。一边说:
“妈要到外面走走”。
我答应一声,连忙扶着老太太。老太太是小脚。作为最后一批缠脚的中国母亲,她是在幸运的新社会里的不幸女人。而小脚也成为了她最大的隐私,就连做儿子的也无缘得见其真容。她常常扶着我的手说死后也不准我们看她的脚,说这话的时候,老人眼里闪烁着坚定,仿佛谁要犯戒,她就会把谁也带走一样。我一看老太太如此认真就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她的脸色马上由阴转晴。
在旧社会里,老妈虽然受尽了疼痛,但是人人都羡慕她的小脚,结婚找的人家也不错,是省城一个皮货商。可到了新社会,她的小脚就沦为人们的笑柄。有些小孩也跟在她后边,两脚尽力向外撇着,格格笑着学她走路,让她很不乐意。
“儿子,昨晚我做了一个梦……”她边走边说。说话的时候故意不说下文,卖个关子,等你接茬,你一接茬,他就会涛涛叨叨半天。
“妈,你就别藏着掖着了,快说说吧,什么梦?”我装着很渴望的样子,哄老太太开心。
“我梦见我儿子了。”没等我接茬,她继续说。
“啊呀,在到处都是山山峁峁的地方。血流得到处都是,眼看着把我儿子漂起来,就像洪水一样,要把他冲走。我哭喊着拉了他一把却没拉住,这一怕就醒来。醒来后,心跳得快要从腔子里蹦出来……”
后面她说的话我只是咿咿呀呀回答,根本无心在听,因为她的梦真的发生过。
半只影子(下)
那天我从兰草儿家出来想到一个险招——去死。可怎么实现这个愿望,我想了好久。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想到一个地方——战场。
那是个不知名的小山沟,沟里血腥味能把人熏得晕过去。刚刚经过一场遭遇战,双方留下的死尸有四五十具。
我个头高,必须找个高个子的人,借着熹微的残月光芒,我翻腾着尸体。终于找到一具大个儿。我把自己的军服脱下来给他换上,也许这个人刚刚死,身上还没有冰冷,尸体也没有僵硬。我一边把他的衣服换上,一边跪下磕了个头,死者为大嘛。再说让他安心点,也是为我好。不把他安顿好,万一晚上来找我,我可受不了夜夜噩梦交加。
“兄弟啊,实在是不好意思,要借你的军服一用。你放心,以后逢年过节我都给你上香,给你送钱。”我嘴里念念有词。
换好衣服,准备戴军帽。一看,忍不住给了自己一巴掌——我怎么糊里糊涂换了套八路军的服装。要想再换一套国军军装,可一时半会哪里找合适的。就是在商店里买东西都得挑半天呢,更何况是死人堆里扒拉呢。看看天快亮了,我打马快赶回兰草儿家。
兰草儿一看我的扮相吓一跳,差点叫出声来。我的军帽上后背上满是血,猛一看我一定受伤了,还是重伤。看她吓得面色死灰,快要哭出来了。我连忙把她拉进门,一五一十告诉了自己的计划。
“狸猫换太子?!”兰草儿像是肯定又像是疑问。
我说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在一起。毕竟是战争年代,人的生命随时都会离人而去,只留下一个空壳等待风化回归自然,所以“死”我一个就像死一只蚂蚁,没有人会深究。我的部队番号,给二叔的一封信,宪兵队的身份证件一股脑儿都塞给了那位牺牲的八路。而我则成为他的半只影子,要替他活着。
接下来,国军连连败阵,和以往一个熊样,最终黯然退回战前的地盘。国军一走,我就在头上蒙块纱布,戴上八路军军帽,大明大亮地在兰草儿家养伤。当时很多八路军都被送到农村养伤,农村安静,水土好,养人。对于老百姓来说,让八路军养伤是一种荣誉,听说还给补粮补钱呢。不过,我是“假八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
大白天,我就故意到村里到处转悠,人家问我怎么受的伤,我就说某年某月某日和敌人遭遇,由于八路军人数太少,除了我之外一个侦察排都牺牲了。陕北人厚道,又喜欢爱民的八路军,听着我的话都感叹:哎,都是十八九的娃娃呀,太可惜了。
看到他们这么喜欢八路军,我就问兰草儿”八路就真的那么好?”她回说比你想得都要好。
“修养”一个多月后,我跟着兰草儿从地里锄草回来,背上捎带背一捆柴。刚把柴放下,就看见一支队伍开进村子。队伍来了,老百姓并没有东跑西蹿,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悄悄喊兰草儿快跑,她咯咯地笑——这是咱自己的部队,老百姓的军队。果然,每一队士兵都静静地走着,生怕把地皮踩疼似的轻手轻脚。偶尔有一两人互相敬个礼,低声传达着命令。第一次见这么有纪律有秩序的部队,真的让人刮目相看啊。看着这些大兵,我真是佩服共产党,心里不禁不安分起来,觉得有什么事要做一样。
回到家,我一直愣神想问题。饭也随口扒拉几下,就出去坐到院里硷畔的一棵大国槐树下闷闷不乐。兰草儿看我闷闷的,就端了红枣小米粥过来,这是我最喜欢的陕北食物。
“呆不住哩?!”她像是自语又像是问我,这个聪明的女子,总是能猜到人的心思。
“如果我去当八路,不知道人家要不要啊?!”我也像兰草儿一样,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询问别人的意见。
接下来是好一阵沉默。
“八路军在不远的镇上常驻,明儿我去问问,看要不要人当兵。”兰草儿首先打破僵局。但我知道,她嘴里不说,心里却一万个舍不得。看着一脸灰不踏踏却极为深明大义的女子,我暗暗发誓,只要我活着回来,就一定对她好一辈子。
“我自己去,别忘了我也是当兵的出身。”
“到了那里,你千万别说自己原来是国军。”
“知道了,我现在是伤好归队的八路军。”
那天晚上的月亮很大很圆,我俩就坐在老槐树下很久很久。我真希望一辈子就这样坐下去,当时就没问兰草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可兰草儿起得更早。她熬好了稀饭,做好了干粮——玉米饼,然后坐在灶台下发愣。她的神情有点悲壮,就像所有把亲人送到前线的人一样,有人等回来个囫囵人,有人等来了一个怎么也难以接受的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也有人等来了一纸红得像血的烈士证。人生最悲伤的事情在战争年代平常得就像喝水被呛到一样,时不时会发生。
战争年代缺弹少药,但最缺的还是人。我走进八路军的序列时既没有体检,也没有查这查那,一个精瘦的八路军一看我掉包来的部队番号,马上安排我到前线——东渡黄河打鬼子。
以前当国军的时候,每每遇到那些打日本兵败退下来的士兵,气就不打一处来,当真正遇到日本兵的时候才知道打仗的难缠。
那是我第一次和日军交战。在一条狭长的地形,我们打伏击,已经把敌人包围了。一阵机枪步枪手榴弹轰过去,只听到一阵阵爆炸声。看这阵势,我想小鬼子们一定“报销”得差不多了,就唰地向前冲去。班长大吼“站住”,顺势把我按到,他怎么这么大的劲儿。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一颗子弹就从耳边穿过,呼哨声里带着从地狱弹射出来的一股阴风。这三八大盖真不是吹的,远距离攻击比八路军的武器还要占上风,而像我这样的“新兵”连支枪都没有。我问连长要,连长笑着说等过几天打鬼子的时候就有了,没办法,只好在腰间多缠了几颗边区造的手榴弹。
我所在的连队,只有一两门迫击炮,长枪不仅没有鬼子的三八大盖精准,而且平均两三个人才有一支。所以尽管把敌人包围了,但是远距离交火还是占不了上风。为此,我们打一阵儿就向前冲,有时候冲个十米八米,有时候冲个三五米。等冲到了手榴弹的攻击范围内,我们听着哨子声,统一拉弦,统一投弹。手榴弹我们不会节省,因为可以自己制造。只听见对方的阵地上到处是轰隆轰隆声,伴随着叽里咕噜的乱叫,和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几轮投弹后,身边响起了冲锋号,所有人喊着叫着向前冲去,就像进行着一场围猎。我夹在人群中,选定一个矮个儿日本兵扑上去。他见我扑来,端着刺刀的枪先是后撤,然后猛地戳来,我一侧身,刺刀贴着我的胳肢窝穿过去,只觉得凉丝丝的金属划过皮肤,像一股透凉的冰风。
我一慌,手榴弹也掉了,再要拿出一颗手榴弹来,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心里暗骂一声,就是死也要弄死你。人不要命的时候,什么也不怕。我用胳肢窝死死夹住枪,顺势贴近把他抱住。平时的拥抱是热情,战场的拥抱就是死神一抱。我个儿大,一下子把他压住,人在要命关头的挣扎力道很大,我一不小心差点被他翻起来。情急之下,我一口咬住他的耳朵,只听到一声惨叫。随即,我伸出大手抓向他的裆部,只听到另一声惨叫。他惨叫的间隙,我腾出手,从腰里拔出手榴弹猛敲他的脑袋,不知道敲了多少下。跟前一位战友拉住我——早死了,别敲了,你以为你在敲核桃吃。我取下这个被我收拾的第一个日本兵的头盔,一看脑浆都给打出来了,想起战友说我在敲核桃吃,不禁一阵恶心。再一看,哎,也是十八九的嫩娃,你说你在日本呆得好好的,到中国来净干些畜生事儿,中国人能饶了你?
仗打完了,大家一边打扫战场一边开玩笑。我的胳肢窝被划破点皮,止了止血,卫生员要给我上药,我说没事把药留给其他伤员。连长看着我,笑嘻嘻地说谁要和你打架可要招呼好下边啊。大家呵呵大笑,哪里像是刚刚打过一场生死仗啊。
尽管大家乐呵呵的,其实人都怕死,打再多的仗也不想死,只是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期望。期望自己能活过这一仗,接着盼望自己在下一次战斗中平安无事。而新兵就不一样了,有一次一个新兵看见遍地死尸,吓得哇哇大哭,我拉他一把——还不快打,再哭你连命都送人了。打完仗,新兵一下子火了,全团都知道这个新兵蛋子的熊样。可第二次打仗,这个新兵蛋子一下干了一个日本兵,让人刮目相看。战场上,一旦见血,尤其是战友的血,你的眼都红了,哪里管什么枪炮弹雨,冲锋号一吹,就是一顿狠揍,反正揍死一个够本,揍死俩就赚了。
从一次次战斗中,我才知道自己尽管当过兵,但是和凶悍的日本人对阵,还是没有多大优势。而在后来的一次连队比武当中,我差点垫底,臊得我都想找个老鼠窟窿钻进去躲一会。从那一天起,我认识到,不管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学习是最重要的。战争时期的学习可以杀敌救命,和平时期的学习可以衣食无忧。
我是一个很犟的人。那时的我,就像学堂里落下课程却急于追上其他同学的学生。为了补课,我平时抓紧时间苦练,劈刺,投弹,射击,样样不落。也许是自己勤练的结果,在以后的很多次战斗中,我的冲锋、跳跃、躲避、射击都像教科书一样,倒在我面前的敌人多得我都数不过来。连队,团里,甚至区委都给我发过奖状。同志们都说我在战场上就是只吃人的豹子,谁遇到谁倒霉。
也许是上天眷顾,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战斗,有小规模的,也有大集团作战,我常常负伤,但也没有缺胳膊少腿。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我才脱下军装。
一脱下军装,我就直奔陕北,因为那里有我的魂。
还是那个熟悉的硷畔,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拿着一把带把儿的木枪对着周围“点射”,嘴里啪啪只喊。我一愣,莫非兰草儿……?不管怎么说都要见到人。我三步两步跑上院子,不管院里的大黄狗如何喊叫着想阻止我。
六年后的见面是什么样子,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只想弄清楚硷畔上孩子的来历。如果她嫁人了,我会装作不认识,找个借口喝口水什么的,然后悄悄离开。或者什么也不说,默默站一会就走。可一到这个熟悉的院子里我就感觉亲切,几年不见,院子明显整洁了许多,就像恢复战争创伤一样,这个小院也在人们的帮助下日渐恢复生机。
“兰草儿——”,几年不见她还是那么俊俏,听见叫唤,她转过头,一愣,又一喜,直直向我跑来。我刚想迎上去,她掠过我的身边,带着一股成熟女人的体香,跑出大门。
不一会儿,她拉着小男孩的手回来。
“叫爸。”小男孩躲在她身后,咬着手指,却不肯挪动。
可我一听她这话就什么都明白了,没想到我的“子弹”这么准,就那么一两次就结出了这么大一个果儿。
陕北之行花费了十来天时间,我就带着兰草儿,抱着儿子到安城工作。组织上安排我到区政府上班。常年在战场上滚爬,天天上班下班,那个憋屈啊,真想到战场上去奔两圈。可人很容易被新事物“习惯”,还没过一个月,东一个材料、西一个文件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哪里还顾得上想别的。渐渐的,我的角色就成为一名真正的国家干部。
走南闯北的我的活动范围一下缩小到几公里范围之内,上班,下班,陪老娘。
刚回家的时候,我想坦白,可张了几次嘴都闭嘴,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知道自己和老娘的关系,老娘也应该知道我不是她亲生的,哪个孩子身上没有一点娘胎里的记号啊。但是我们都不说破,我没有了娘,凭空有个娘就是我的福分。她呢,眼睛不好,急需人照顾,有个儿子空降还不是大好事。因为需要,我们成为了事实上的母子。可终究隔着一层什么,我也说不清,但就是太客气,我对她客气,她对我礼貌。礼貌让人产生距离,客气让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吃饭是一家人最重要的事情,每次吃饭我都把老娘让到主位,带着威严叮嘱家里所有人:老太太不动筷子谁也不准动。有一天吃饭,饭都快凉了,老太太到隔壁串门还不回来,我打发儿子叫了几次才回来。她一回来,我就生气地喊:
“妈,你能不能早点回来,一家子都等着你动筷子呢。”
见我生气,兰草儿连忙盛了一碗面端放在老娘跟前。
“我不吃,饱了。”
“吃过了?”兰草儿问。
“没有,气饱了。”
我一听,连忙赔笑着请她吃饭。她一边动筷子,一边说这还像个儿子。
家里的事情也怪,那一次争吵后,我和娘一下子近了,真是不吵不闹不一家啊。我和她都明白,从那一次争吵开始,我们才成为了真正心贴心的母子。
有一次回家,老太太小脚走着,颤颤巍巍,累得直喘。
“妈,停下。”她还以为遇到什么障碍了,乖乖站住。我放开她的手,绕到前面,一弯腰就把她背起来。她用手连连拍打我的背——混小子,赶紧放下来,邻家看见笑话。我说我背老娘,他们笑话个啥,要笑话就让他们笑话个够。见我这么说,她不再挣扎,而是乖乖搂紧我的脖子,一两颗水滴一样的眼泪流进了我的脖子,先是一凉,又是一热。
老娘是去年去世的,临走时她拉着我的手说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两个儿子跪在眼前,自己不由得笑出声来,一笑就醒来。
看着老太太已经回光返照,可她终究放不下自己的亲生儿子。见此情景,我拉着她的手嚎啕大哭:
“妈,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啊。”
“章一辉,信,还有个包裹。”老娘走后,我和往常一样依旧坐在门口,还盼望着有一个老太太从街角慢慢蹒跚过来,正在想事情的时候,冷不丁出现的声音把人吓一大跳。
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信,我愣住了。
“某某省韩县三道塬大队草滩村”,寄信人地址是我到陕北之前的全部记忆——我的家。
拆信时,我的手有点发抖。父母在日本轰炸时遇难,家里没人了呀,要不我怎么待在安城里照顾我“妈”这么多年。
我猜想是不是二叔知道我在这里,故意写信责问。难道几十年未见,二叔还在世?
从兰草儿手里接过剪刀,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套国军军服,衣领和后背的血渍已经印进了军服,成为一幅战争写实画,看上去苍凉而久远。
臂章上写着国军某部宪兵队上尉排长张国盛,那,是我的名字,而且是真名。
“?”
打开折叠三折的信,我就知道这是同辈人寄来的。因为给长辈寄信,要把信的一角折起来,表示跪拜的意思。可满满当当一张红方格信纸,就画一个问号。这个用蓝色钢笔写的大问号静静躺在纸上,仿佛要问询我千百个问题。也许写信人心情过于焦躁,所以用力过猛,导致最下面的那一点把信纸划烂,露出一个力透纸背的破洞。
“难道是我换军服的那名八路军?”我望着老家韩县的方向。几十年来,我一直是这名八路的影子,如果他活着,是时候把我这半只影子还给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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