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中，过年本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全家团圆的欢快日子。虽然大体相同，但可能每家多多少少都有差异。在记忆里，年三十晚上，全家人围拢坐在炕头或在地桌边包饺子，听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歌曲。锅里“咕咚咕咚”翻滚的肉汤，热气裹挟肉香迫不及待地冒出来，跐溜一下钻进鼻孔里，勾起了馋虫。那是为夜宵准备的带骨头的猪肉。熟了出锅，母亲将肉捞在盆里，抓一些盐均匀撒薄薄一层，待热气散去，分发给我们，接到手开始大口撕咬。有一次煮了猪蹄，可是实在太困，早早睡了，没能吃到新鲜出锅的猪手。
如果还有传统，那就是夜间0点放鞭炮，喜迎崭新的年。记得有一年晚上，父亲睡着了，母亲自发执行这项重要任务。毕竟有些害怕，于是想了一个可靠的办法。她把一串鞭炮系在棍子一端，打算在屋内点燃后，利用引线燃烧的一小段时间迅速将鞭炮伸出门外。不过害怕的情绪下，手发抖，动作迟缓，导致鞭炮在屋内爆响。“噼里啪啦”的响动，吓到母亲的同时，惊醒了睡觉的父亲。后来每说起此事，父亲总会奚落母亲胆小。
小时候过年，也和其它小朋友一样，喜欢玩花炮。用力甩在地上直接会响的，还有像火柴一样划一下盒子侧面，点燃后过一些时间再响的，都是伙伴们经常买的品类。个头再大些，漂亮的花炮，价格不便宜，父亲只买过一次长管形，点燃后直冲天空，然后“嘭”一声散开的花炮。父亲是拿在手里放的，可是放过之后，振的他手发麻。后来，家里再也没有买过花炮，过节只看别人家的，或者看电视里的礼花。之后的过年，由于由于限制，不好买，也不好放。索性悄悄地过环保年。
农村都有分家的习俗。父母结婚没多久，便从奶奶家的大家庭分离出来，当时困难的年代，紧巴巴的日子过的不容易。听母亲说醋和盐都是稀缺物，吃面完全清汤。自打记事起，每年大年初一都得去奶奶家拜年。最初，由父亲母亲带领我和姐姐，进了奶奶家门，看到爷爷奶奶坐在炕头，地面不管脏与干净，说完“爷爷奶奶过年好！“之后，二话不说，“噗通”一声，跪下来麻利地叩头。小时候的脑子没那么活泛，完全听从父母安排，他们说一，那就是一，说二绝不敢三。大礼行完，奶奶掏出压岁钱递给我和姐姐。对这些都不期待，不抱幻想，因为小时候的财政大权被父母无情地剥夺。过年收到的压岁钱，还没有在手里捂热乎，就得如数交给父母。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可能潜意识里有了”自尊“的概念。总觉得“男儿膝下有黄金”，给别人下跪自己难受，不习惯，不适应，抹不开脸皮。可父母淫威下，过年去爷爷家，姥爷家，还是跪在地下，磕了起来。渐渐长大，到初中时，父母放手让我和姐姐走亲戚，访街坊邻里。到了爷爷奶奶家，再也不用去叩头，但是长辈依然给压岁钱，而且数额在增长。
不知何时传下来的规矩，定了正月二十三是过年最后一天。早饭后拎着绳子，带了镰刀，和姐姐一起顺路上山，为过年收尾准备物料。找荒地寻干枯的野草，割下来整整齐齐码好，其中蒿子的占比最多。割够了干草，用绳子系起来，一人背一捆往家赶。吃过晚饭，盼天黑。把打回来的草堆在大门外的路口，“吧嗒”，随打火机引燃。火苗瞬间蹿2米多高，映红周围人的脸。待到火势减弱，大人小孩统统行动起来，从“火山”一端越到另一端，方言称为“燎干”。其中的寓意是将不顺的，闹心的事，全部交代给火，让它把不顺烧个干净。春节时贴的对联也会扔进火堆。当然这样的活动也有危险，有的人烧着了头发，有的人烧破了衣服，还有人不小心把鞋子掉进了火堆。在大人的照看下，太小的孩子只能等到火焰全部消失，剩红红的余烬时，小跳几次。每一家都会点起一个火堆，自家的烧灭了，人们也会聚向别人家的火堆，如此完成过年的仪式。
传统在现代文明下逐步瓦解，像古城墙的青砖，在时代的进程里，慢慢地风化，在风中散开，落在几代人的回忆里。
（2019年7月12日，周五，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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