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芳华》
2017年《芳华》这部电影一上映，就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我不是潘金莲》、《私人订制》等影片相比，票房确实创造了票房奇迹。为何小说《芳华》姿色平平，改编成电影确获得了如此辉煌的业绩？赵勇老师把这看作是大众文化生产的胜利。
首先女兵情结和私人订制是《芳华》诞生的动因。冯小刚早年当过七年的文艺兵，他有深深的女兵情结，可以说《芳华》这部电影首先是拍给他自己看的。其次，冯小刚导演找到著名作家严歌苓合作，为他写关于军队生活的剧本。尽管严歌苓在2010年提出了要保持文学的纯洁性，少把电影和文学混在一起。但是将《芳华》拍摄成电影，也使得在素材库中沉睡的严歌苓的青春往事获得了与观众见面的机会。赵勇老师认为，小女人小说或电影小说，是作家严歌苓的配方。有人说，将一个抽象化的人物置于极致的环境中、讲述一个传奇故事，是严歌苓小说的叙事模式。在《芳华》中，好人刘峰好到了当时最高的境界、坏人却提前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时代。赵勇老师说，尽管《芳华》被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重新包装，但是这只接近于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阶段的初级水平，主题浅薄，意蕴浅淡。
尽管《芳华》用小说技法掩饰得非常成功，给人一种严肃文学的错觉，但实际上却是按照某种配方生产出来的“电影小说”。根据茂莱的界定，这种小说的特征可概括为“肤浅的性 格刻划，截头去尾的场面结构，跳切式的场面变换，旨在补充银幕画面的对白，无需花上千百字便能在一个画面里阐明其主题”。当然，如此操作虽然伤害了小说，却成全了电影。道理很简单，假如《芳华》写得像《喀什噶尔》那样故事复杂一些，意蕴深厚一些，它反而不好改编了。
不过，赵勇老师给予了电影《芳华》较高的评价，因为他把它看作是成功的大众文化产品。冯小刚把个人情结成功的转换为了集体的共同记忆，电影中耳熟能详的原创音乐和素材音乐唤醒了观众的音乐记忆。《芳华》所立的主脑是“真善美”，对音乐素材的借用与挪用，目的是为了让真者更真，善者更善，美者更美。
大众文化的机密就是遵循大众文化的生产规律，严守大众文化的价值底线。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大众文化就是文化工业这架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而标准化、模式化、平面化和伪个性化则是这种产品的基本特征。因此，大众文化产品绝非严格意义上的艺术作品，若想在它那里获得“灵魂深处闹革命”式的启迪难乎其难，它只能是给人提供一些虚假的安慰。
《芳华》的好口碑与高票房仅仅意味着大众文化生产的胜利，它不过是再一次证明了一个事实：在今天大众文化依然是主流文化、要想在这一领域取得市场份额，赚取剩余价值，就不能够随心所欲，信马由缰，而是要拜在大众文化生产的石榴裙之下，识大体，讲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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