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服饰是整个服饰制度的基石和准绳，到宋代，在制定服饰制度的时候，皇帝的冕服式样和配饰引起宋人的争论，尤其是对于皇帝的大裘冕是否符合古制上。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的服饰制度规定:皇帝的冕服为衮龙衣，绛纱袍，通天冠。在开宝年间，有人就别出心裁地在冕服的后面加上珍异巧缛，理由是冕服上没有宝锦珠翠的装饰。就是这个不遵古制的装饰引发了第一轮的争执。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几位掌管礼仪的官员和各地有名望的大儒发觉这种做法有违祖制,就提出不同意见，奏请皇帝讨论。但是因为承袭的时间太长了，要改也不太容易，致使
这场争执不了了之。
几年以后,有大臣再次提出意见,要求去掉烦琐的装饰,还服饰一个本来的面目,但掌管制作冕冠衮服的官员却不买他的账，一切照旧。
后来，又有一些儒生向皇帝献上仿照古制画成的冕冠衮服的图样，请求皇帝恢复古制。终于到了宋仁宗景祐和康定年间,皇帝的冕服制度做了一次修改。重新制定的服饰制度除了对冕冠的尺寸、质料、颜色以及衮服的纹章等做了新的规定以外，还对百官的朝服制度做了调整。
这次改动又引发了一场争论。在元丰年间，争论的话题大概是关于大裘冕的配套装束问题。朝廷的礼官和各方的大儒都引经据典，各抒己见，其中以光禄寺丞、集贤殿校理官陆佃，礼部员外郎何询直的意见最有代表性。
最后，陆佃的意见占了上风。陆佃认为穿大裘和穿裘服时应戴同样的帽子，帝王穿的裘的外面要罩衮服，冬天衮服里面穿衮皮服，夏天则只穿外面的衮衣。宋神宗很赞成他的意见，还照着做了一套冕服。
到了宋哲宗时,关于大裘冕的争论又开始了。何询直也引用《周礼》作为根据，他认为衮冕应该是两种冕，而且是裘外加上衮服。冬天祭天的时候穿裘,夏天祭地的时候不能穿大裘,应该是穿着同一颜色的缯做成的大裘。陆佃也不相让,针锋相对,他认为裘冕和衮服是不同季节分别使用的两个不同的名称，一个主冬，用裘冕表示冬至;一个主夏，祭地的时候称衮服。
最后，宋哲宗采纳了何询直的意见，这一场争论才告一段落。宋哲宗命令内府按照何询直的说法制定大裘,后来估计到要用一百只黑羊羔的皮才能做成大裘，太劳民伤财了，就改用黑缯来替代。
可能是为了避免再引发争论，或者是觉得既行的服饰制度还不够完善，宋徽宗大观和政和年间,又编成了《祭服制度》,对衣冠制度做了详细的规定。这次更定的冠服制度，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皇帝的冕服，大臣的祭服、朝服以及命妇的服饰等。
后来虽又有变动，但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个定制略有增减而已，并未引起什么波动。宋仁宗的时候，垂帘听政的萧太后却提出要穿衮衣去拜祭太庙。这引起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大臣薛奎问萧太后:“请问你穿上衮服以后，是用男子的跪拜礼呢，还是用女子的拜礼?”因为从武则天开始，女子就已经不行跪拜礼了。萧太后无言以对，只好不再要求。欧阳修在给薛奎写墓志铭的时候，还特意提到这件事情，自然是肯定他维护礼节的功绩了。
到此，宋代关于大裘冕的争论才算平息，究其原因，这场争论还是由孔子的“礼”引起的。在宋代,“礼”和“理”是最重要的，一种颜色，一种配饰，甚至是一种花纹都是关乎“理”和“礼”的，不可以乱来。皇帝是万民仰视的真龙天子，衣裳服饰自然要一丝不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礼”和“理”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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