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六十代，冀南老家村民都有头裹白毛巾的习惯。毛巾在头上，挖河修路冷了能御寒，热了能擦汗，一年四季都不用摘掉。
冀南村民头裹白毛巾是有讲究的，毛巾一般不选用纯白色的，而是选用带两道蓝的白毛巾。从脑门一分为二向后收紧，捂住两个耳朵，打结在脑后。这与陕西村民正相反，他们打结在脑门前，显得精神焕发。
我是七二年冬，从陇东随父亲转业回到老家的，开始看到村民头上裹着白毛巾，觉得好笑，都没帽子吗？更搞笑的是我的同学也头裹毛巾，那时候也就十二三岁，头裹白毛巾显得老气横秋。 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见怪不怪了。
春耕秋收，我都要回老家抢收抢种。村民个个头裹白毛巾，干劲十足。我小叔干活热了，顺手从头上摘下白毛巾，在井边洗把脸，然后用毛巾擦擦，看他可爽。可我没有头裹白毛巾的习惯，所以，洗脸擦手就没有毛巾。小叔递过来毛巾说，用我的，我看了看，还是往身上抹了抹了事。
五月收麦，天气炎热，每年都去姥姥家帮忙。小姨夫有时头裹白毛巾防晒，有时直接搭在肩上，一边割麦子一边擦汗，麦子割完了，毛巾也湿透了，毛巾真成了人们劳动时的好帮手。
寒冬腊月，更是离不开白毛巾了。头上一裹可以御寒。一年大雪，母亲找出一条两道蓝的毛巾说:“裹到头上吧，不冷。”我死活不裹，上学回来耳朵冻得通红。母亲说，不裹毛巾，不冷吗？耳朵都冻了，受罪的还是你。她说她的，我就不裹。我的同学蒋三就裹白毛巾去上学，一路很开心。到了学校开饭的点，白花花的一片，人头攒动，都是头裹白毛巾的，就连教我们数学的董老师，上课时也头裹白毛巾，看起来特别朴实。
大姑夫家住西闫庄，距离鸡泽县城十二里，每次来城里赶集，总是头裹着白毛巾。中午十分，总要来家看看，母亲总是热情地做饭。大姑夫进门前，总是从头上摘下白毛巾前拍拍后拍拍，拍掉身上的一路尘土，才进门入座，觉得很讲究。我说有啥拍的，进来吧。大姑夫总是笑笑:“城里人都干净，村里人下地干活一身土。”在那个七十年代，我觉得都差不多。吃完饭，大姑夫用毛巾擦汗，又抹抹嘴说，吃好了，你们慢慢吃。我去赶集买点农具配件，说着起身就走。
二姑夫有一次来家，给我讲过他走夜路时，遇到过小白兔的事。他说走到龙泉村外的小路上，总有一只小白兔在他眼前晃动。他走的快，它就跑的快，他走的慢，它也跑的慢。有时大姑夫紧跑两步，摘下白毛巾扑了上去，用白毛巾捂住了小白兔，打开一看竟一块土坷垃。是真的假的。大姑夫说是真的。小叔也说是真的，他们也遇见过。多年过去了，他们都已经过世了。是真是假已经无法分辨了。但是，用白毛巾扣小白兔的事，让我记忆犹新。
那年中秋，奶奶家的大枣熟了，红彤彤的。奶奶家的枣树有好几棵，院墙外面四五棵，枣又大又圆；院内有一棵菱枣，椭圆形又脆又甜。奶奶总是用白毛巾包好，给我们留着，等我们回来打枣。那天打枣时，打掉了树上的马蜂窝，惹来马蜂疯狂的追逐，奶奶摘下头上的白毛巾来回呼扇，快跑。我哪能跑过马蜂。后脑勺被马蜂蛰了一个大包。疼的直掉眼泪。小叔说，看到马蜂不要跑，也不能用白毛巾呼扇，就原地不动才中。
头裹白毛巾的习惯，在文革后期渐渐地退出去历史舞台，被栽绒帽，鸭舌帽代替，现在的帽子类型更多了。但是，每每想起那时候的头裹白毛巾情景，觉得很有时代感，就连国家副总理陈永贵都头裹白毛巾，会见外国友人。
裹头白毛巾的人，虽然少见了，但是头裹白毛巾是那一个时代的特征，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每每想起那个年代就会想起了头裹白毛巾，每每想起头裹白毛巾就会想起了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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