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岁的父亲
我的父亲生于1935年农历10月28日，当时的中国虽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各种政治势力都在积极的为自己谋求更大的政治利益。但在父亲偏安一隅的小小山村，外界的影响不是很大，加上在这个小小村庄里，我的家族占了一半，而且在这个家族里面，我的曾祖父和祖父们的日子是过得最好的，我的曾祖父为他的四个儿子修了四所气派的宅子，在当时的小村乃至整个县城都是有些名气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的童年应该是幸福的。我们家有一张当时的老照片，上面有胖乎乎的父亲被奶奶抱在怀里的留影，这张照片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据我推测应该是在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以前。那时候，曾祖父已经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自己一个人开小灶，能吃上白面和盐，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我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姐姐们也能沾点光。
老照片中间怀抱的小孩是父亲
很快的，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战事迅速推进到了山西，日本人在离小村八公里的镇上设了据点，家人开始频繁的逃往山里，以躲避日本人扫荡，共产党也在附近村庄设立了警戒哨，建立了民兵组织，用各种土制武器小规模的打击敌人，暗杀黑鬼（汉奸）。当时，我家就是共产党抗日的落脚点，据姑妈说，当时常常半夜有人从院墙上跳进来，从事秘密活动。最危险的一次，日本人突然摸进了村里，家里人来不及转移，要命的是，柜子上还放着八路军留下的一小筐土雷，危急时刻，大姑妈和伯父躲进牛圈，一人抱了一条牛腿，奶奶把筐子拉过来，倒扣在炕上，一屁股坐在上面，怀里抱了小姑妈，我父亲爬在奶奶的背上，日本人冲进屋里，拉扯奶奶起来，奶奶死命的不起来，父亲和小姑妈吓得大哭，万幸的是那个日本人放手了，他们抢了一些铺盖和其它东西撤走了。这是奶奶亲口给我说的，我听的时候，只觉得好奇，后来慢慢的觉得大字不识的祖母真是太了不起了。如果那些土雷一旦被发现，我们家便会遭受灭顶之灾，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们了。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祖母在终日逃跑的惊恐和劳累中，我的两个小叔都胎死腹中，我父亲就因祸得福接着吃奶，总共吃了三茬。这多少也为他的身体打下了基础。战事吃紧，共产党提出了统一战线，我祖父也在被团结之列，他被选派往平定学习，也就是薄一波办的军校，那个班就是为培养后备干部的。祖父在那里学习了大约两年。我家里有一套麻纸的《中华大字典》缺了一本，就是祖父在当时学习时借出去了。后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学校办不下去了，只好解散。这些学员大部分都上了战场，我的祖父舍不下家里的妻儿，选择了回家。但他回村后，仍然一心支持抗日，后来更是把家里积攒的粮食全部支援了抗日武装。那时候，昔阳县分成了七个区（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我们所在的村属于四区，当时整个四区的牲口全部出动，拉了三天三夜才拉完，这是我曾祖父和他的儿子们的全部家当。我曾经问过父亲，办这些事有没有手续，父亲说，“哪有呢！”。我现在认为，当时肯定存在强征。但在曾祖父和祖父们的心里，粮食不是给共产党就是给日本人抢走，比较而言肯定是给共产党的好。
在抗战期间，我的三祖父走上了抗日战场，当了炮兵，两年后牺牲在武乡战场，时间大约是1942年，一年后，家里得到确信，我祖父远赴武乡，请回了三祖父的遗骨。1940年腊月，我的四祖父去冶头赶集，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被黑鬼泄愤，举报四祖父为“红红”也就是共产党的人，关押几天后惨死于日本人之手。
历史不能重来，政治总是为政治家服务的。我们家真正的厄运始于抗战结束后。抗战结束后，昔阳县紧跟着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改，过激和失控的土改政策致死了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我的大祖母，至此我们家支离破碎，只剩老弱妇孺，1945年，时年十岁的父亲失去了他的父亲，并且被贫下中农扫地出门，一夜间变得一无所有。
现在算来，我的祖父虽然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但他的年龄实在不大。祖父属牛，民国二年（1913年）生人，遇害时年仅三十三岁，正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龄。祖父是很清楚当年的政策的，他在赴死前留下的话是：“咱是真心向着他们的，没想到他们这样对咱。”祖父死后，祖母被迫带着孩子们嫁人。嫁给了贫下中农给圈定的对象。
我后来的祖父不算是坏人，但他属于农村那种吊儿郎当的人，种地也不是好手。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职业就是放羊，他和我奶奶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分手，原因是我奶奶关节炎严重到生活不能自理。我从没有听父亲说起我的祖父，也许那是父亲一辈子不愿提及的伤心。但在上世纪末，家里几经倒腾，遗失了祖父的小篆印章和祖父的一寸免冠像，父亲是很痛心的。对于后来的祖父，也许在父亲的心里，他从来没有认可过他的地位。但对我们一帮小孩子来说，这个祖父是实实在在的，尽管不是记忆深刻，但他也是给过我们一些慈爱的，在此我也感谢他。
因了嫁人，祖母和他的孩子们有了暂时的栖身之所，但他们依然顶着富农的身份，在后来的岁月中，为了这个他们并没有享受过几年的富农家庭，忍受着政治上的严重歧视，整整付出了三代人的自由和尊严，在非人的“文革十年”，我的父辈们，我的嫁出去的姑母们，他们都是政治斗争的对象，尽管他们都很勤恳地做人做事，但仍然是低人一等。就在这样的岁月中，我的家族仍是一个团结的大家族，大祖父会定期地去看望带着叔父嫁到外村的四祖母；我的大伯父，在部队上是军医，后来转业到河南，五七年被反成“右派”，回到老家，“文革”中经常被批斗，那一年，父亲脖子上长了个疙瘩，伯父从医生的角度认为这个东西不太好，但又不敢到家里来，就经常隔着院墙过来问问。
我的父亲是O型血，那个年代被认为是万能血，父亲两度为做手术的我的四祖母和伯母输血，因为输血后，营养跟不上，父亲曾虚弱到几度晕倒。八十年代后，政治上逐渐清明，我的父辈们各人也都有了一个大家庭，修房屋成了必然，于是兄弟们互帮互助，陆续的每个家庭都修了一处新宅院。
由于高“成份”的影响，伯父和父亲到了成家的年龄怎么也娶不上媳妇，这在当时是家族的心病。尽管伯父和父亲生得一表人材，也都继承了家族的优良传统：聪明、勤快、憨厚老实，他们的优点是有目共睹的。终于， 伯父大约在上世纪六零年前后成了家，父亲也于六三年娶了我的母亲，那几年，伯父和父亲靠农闲时编筐、编挎篮积攒了一点钱就把家成了。伯父结婚时，就缝了一套新铺盖，等伯母三天后回门回来，问伯父，“你的铺盖呢？” 伯父只好小声说，“那是借人家的！”我的父亲结婚时，大约没借铺盖，但要另立锅灶时，却连个完整的锅也没有，用的是一个少了一块的大锅，我的父母在一种近乎赤贫的情况下，艰难而勇敢地为我们撑起了一个家。
一九六三年农历四月十六日，是我的父母结婚的日子，时年父亲二十八岁母亲刚从中学毕业不久，才十八岁。那一年，母亲嫁过来后，老天开始下个不停，终至成灾。母亲是水命，井底泉。从此，我们村的吃水不再困难，人们说那是母亲带来的。尽管年龄差了十岁，但我的父母还是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他们的家族在解放前家境都很殷实，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大家闺秀，做的一手好针线，勤劳、善良、负责。我的外祖父也在一九四五年冤死，多年来，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生活在母亲的庇护下。
因为母亲的加盟，父亲的生活空前的丰富起来，当年的腊月，大姐出生。两年后，又添了我的哥哥。我的父亲掩饰不住的喜悦，他说：“三十岁得子甜如蜜”。但随着我们一个个的出生，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尽管父母亲都很勤劳，父亲一个不落地挣工分，母亲尽力的缝新补旧，但日子还是捉襟见肘。不过，那个年月也有好处，我们家人口多，我们都还小，按人头分的粮食根本吃不了，多余的粮食就用来接济外婆，也有邻里来借，父母也都不吝啬。日子虽然艰苦，但父母从来不打骂我们。我的父亲是很严肃的，他很少跟人开玩笑，总是一脸正气，因此家族中的其他兄弟姐妹都有点怕他。其实父亲是极热心的一个人，无论是亲朋还是村里的人，只要有求于父亲，他都不会拒绝。而且他总在力所能及的帮助人，从不藏奸耍滑。人家对他好，他会加倍的对人家好，人家对他不好，他也从没说过别的，一切在他的心里大约都是有数的。村里人办红白事，父亲去帮忙，那是相当的尽责，总是帮忙的人都走了，父亲仍在帮主人家收拾。因了父亲的热心，我们在村里的人缘是极好的，父母亲也是很受人尊敬的。
父亲小的时候，家境虽好，但由于日本人的侵略，每天东躲西藏的，没能上学，后来解放了，才勉强上了两年学。就是这两年的小学基础，父亲能够读书看报。我们小时候，父亲总是很有感情地读出声来，中间夹杂着一些错别字。我们就偷悄悄地笑。母亲在世时，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在安排。我妈妈的记忆力是极好的，她不只能记住家里的大事小情，而且能帮别人记住好些事情，连我们家族里兄弟姐妹、孙子外甥的生日都能记得。母亲去世后，父亲失了依靠。但他拿个铅笔头把该记住的事都记在台历上，譬如“今天种谷、今天有雨、今天XX来。”
小的时候，父亲总在忙碌，我们的交流很少。而且父亲说话向来都很简短，极少长篇大论。唯一的一次，我跟父亲在玉米地里抓青（就是给玉米追肥）。父亲刨坑，我把肥料放进去。在这样紧密地配合中，父亲不知怎么的就兴之所至给我讲起了故事。记得好像是纣王妲己的故事，父亲讲得绘声绘色，我听得兴高彩烈。原来不善言辞的父亲也有如此精彩的一面。如果不是历史的压抑和生活的沉重，我的父亲应该留给我们更多开朗和慈祥的印记。
母亲去世的第二年，我有了我的孩子。那几年，我经常带着孩子回家，一住就是月余。做饭时，父亲就早早收工回家帮我看孩子。而且适时地指导我一些养孩子的常识。稍稍能慰藉我失去母亲的孤独和遗憾。孩子在父亲跟前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说话，一日日的长大起来。
2006年正月，父亲脑出血住院。那次生病给父亲的身体以沉重打击。从此父亲不再终日劳作和忙碌，开始以慢吞吞的方式步入老年。父亲的步伐不再轻快，举止不再利索，言语不再掷地有声。也开始更多地依恋我们。我们不在身边的日子，父亲总在希望这个该来了，那个该来了。在这样的期待中，父亲是不是失望更多一点……。
年轻时的父亲，极少对我们说教。但他总在唠叨我妈妈。说实话，我的母亲是那种针线营生都很出众的人，也许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多是顾此失彼吧。下地劳作回来的父亲就在家里一边收拾一边唠叨，这该收拾，那该弄好。说的多了，母亲就生气了。但他们从没吵过架。
母亲是很传统的，嫁了男人，男人就是全部 。一直以来，父亲总是家里最受尊重的，一日三餐，父亲总是端第一碗饭。祖母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两年，是随时开饭。只要中了饭，就给奶奶端到手里。而我们一定要等到父亲回来才能吃饭。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但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已经很少有这样仪式了，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呢？我们的孩子没了这些规矩是好还是坏呢？
如今的父亲，已是迟暮之年。生活的视野日渐狭窄，行为和言语日渐孩子气起来。他老想指导我们的生活，孰不知我们的生活和父亲经验中的生活何止是差了一点、两点。就是种地和传统的种地也大不一样了。父亲的指导失去了现实的意义，父亲是真正的老了！
但是有父亲在，我们姐妹就有个家。我会不定期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同路上遇到的人自豪地打招呼“我要回家”。父亲几时在，我们几时就是有家的孩子。
今年是父亲的八十大寿，父亲也真正地需要人照顾了。有父母传给我们的孝道，有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能保证父亲有个幸福的晚年。
愿父亲健康长寿！
后记: 这篇文章是父亲八十大寿那年写的，如今父亲八十五岁了，日常尚可自理，精神状态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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