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6/18 周一 晴雨
看了第一章就有一个疑问，朱老巩一个地道农民是怎么认识铜钟上的明朝文字的。为什么小说的后面要重点描写严志和的两个儿子，而不是以朱老忠的两个儿子为主要线索呢？而且从名字上来看，大贵二贵起的就比运涛江涛敷衍很多，完全就是次要人物的名字。
可以说朱老忠是个非常仗义的人，在严志和家里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毫无保留的去帮助他们，他劝说严志和让江涛继续读书，并且拿出一笔钱；运涛被抓，他也义不容辞的去探望解救。他既有农民的那份朴素，善良和勇敢，也有因为闯关东，而具有的超越农民的进步意识。
相比较之下，严志和身上就完全体现了被压迫农民的局限性，落后性。在面对冯老兰的时候，他是既愤恨也软弱的，当他需要钱使的时候，所能想到的也只有去冯老兰那里借；当运涛遇到贾湘农，回家和严志和谈起，他也并不支持运涛；当江涛回来动员他反割头税，他就说：“算了吧！咱们别革什么命了......”他所具有的，还是封建时代在面对权势时的自卑心理，他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觉醒。
在这种情况下，朱老忠一类的人物需要人领导，虽然他们敢于斗争，但还是缺乏方法和正确的思想支持，而严志和一类的人物则需要人物来教育引导，让他们的自我意识得以觉醒，所以贾湘农的出现就至关重要。他即是运涛江涛的指引者，也是朱老忠严志和的指引者，他带给了他们一条崭新的道路——共产党，他让他们看到了新生的斗争的希望。
冯老兰，这部小说主要的反派人物，但我觉得他也没有像《创业史》中的姚士杰那般完全的坏，他想要大贵他们的脯红，也是愿意拿钱买的，而且还是高价，并不是依仗着自己的身份去强夺或是压低价格。他虽然惦记严志和家的“宝地”，但也是严志和先找他借钱，他才趁机用钱换来的，而不是用什么阴暗的手段逼迫严志和。所以由此看来，冯老兰的确是坏，有着不正当的心思，砸钟占地啊，惦记着春兰啊什么的，但基本算是规规矩矩的坏，而不是想方设法的坏，也就是那个时代压迫者的平均水平。
说起春兰，她算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思想进步的农村少女了。建国后的改霞还是囿于封建男女关系的时候，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春兰就已经敢大方的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了。她敢主动去找运涛，她敢大胆和运涛表示爱意，她敢在老驴头反对的时候，打她的时候，她依旧坚定自己的爱，这样的少女，不简单。
在全书有两大精彩之处——反割头税和“七·二”惨案，在这两处，朱老忠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反割头税的时候，他首先做出反抗，在自家架着锅，为大伙儿免费杀猪，出去示威游行的时候，他主动请缨，为年轻人护航，全力支持他们的活动；在“七·二”惨案后，他又冒着危险混进医院里去解救张嘉庆。他的身上完完全全的体现着父一辈对子一辈的那种爱护和照料，当他们发生什么的时候，坚定的站出来收拾烂摊子，也体现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自觉，拥护党，信服党，贯彻党的决定，他的品质是高尚的，是毋庸置疑的。
但这样的描写也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是好与坏的二元对立，看不到中间状态。好人都是从头好到尾，无比高尚，只偶尔会存在软弱，坏人也是一个劲的坏。他只写出了农村直接的阶级对立，却没能表示出农村复杂的情形——被压迫的农民也存在奴性，反而倾向压迫者；积极分子中也存在观点的对立和不和谐。
不过，作为一部革命历史小说，最大的问题还是政治性太浓厚，过度拔高了共产党，那些农民一听见共产党的思想，一听见阶级斗争，就个个立刻变得精神振奋，甚至感动地落泪。那些落后的农民居然在听了三两句深奥的阶级斗争道理后，就立刻醒悟，在我看来，实在是过度的宣传了。不过，这并不能否定《红旗谱》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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