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说
儒家在方法论原则和道德实践原则方面提倡的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特征的学说。
思想渊源与演变 中国远古炎帝、黄帝两大族系争夺天下，不仅各有物质上的发明创造，而且在思想上也判然有别。后来炎黄融合，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不祧之祖，思想上的界线也混淆不清了。在现行《尚书·周书》中的两篇重要文献，即排在《周诰》前后的《洪范》和《吕刑》，应是炎帝系统的文献。《周诰》数篇则属于黄帝系统。《洪范》和《吕刑》都十分重视“中”，这就是中庸思想的直接源头。原来在上古社会，政治实体都是政教合一，相当于《国语·鲁语》孔子论大骨所说的“神守”。后来农业发达，社会进步，由“神守”而进入“社稷守”，即人事的力量加强了，宗教势力受到一定抑制。《洪范》属于神守时代的天人法典，传自南正重，即申，也即“神”；《吕刑》传自火正黎，也即吕，为治世法典。这两篇文献，在“神”的时代，都说来自上帝。《洪范》一开头就说：“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有［$$w］0066001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洪范》讲的是大法九章，其中第五章即“皇极”，所谓“皇建其有极”。极就是中道，故《洪范》接着说：“无偏无陂，遵王之意。……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吕刑》开头也讲苗民制作五虐之刑，杀戮无辜，上帝监民，不见馨香之德，唯有酷刑的腥臭，引起上帝的震怒，因此《吕刑》虽列重刑种种，但强调要认真观察核实，一定要在刑罚中实行中道。如说：“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古，咸庶中正。”《洪范》《吕刑》都倡中道，所以它们都鼓吹“三德”“五极”，显示出这两篇文献代表同一系统。《洪范》第六章专研“三德”。所谓“三德”，就是“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三德之中以正直为主，有刚有柔，而求其刚柔得中。《周诰》以及虞夏书无讲三德者，乃见于《吕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宋代蔡沈的《书经集传》即以《洪范》之三德释此三德。《吕刑》也讲“五极”：“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这里的五极也就是《洪范》之“五皇极，皇建其有极”的发挥“无偏无颇”之中道者，在刑罚中亦行其中道。《尚书》后来被儒家奉为圣经，《洪范》《吕刑》中的中道思想影响儒家甚巨。西周的统治者也强调“兹式有慎，以利用中罚”（《尚书·立政》）。《康诰》称赞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这其实就是运用中道。《周易》的卦位尚中，也是受中道思想的影响。孔子是周礼乐文明的总结者，也是儒家中庸理论的奠基者。
内涵 从《左传》等典籍可以看出，推崇中和是春秋时代的普遍风气，并有悠久的渊源，有了“中”，也就合于“德”，合于“礼”。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可惜人们没有能够好好保持，《论语·雍也》载孔子的话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对于自己的学生，孔子评价：“师也过，商也不及。”这都是没有把握好分寸，没能做到恰到好处，结果是“过犹不及”。孔子称赞《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指责“郑声”，因为它太尽情渲泄。就“文”与“质”的关系来说，孔子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具体行事上，孔子讲究时中，主张因时而变，要求观察和处理问题要把握适当的界限，维持事物的质的稳定性和事物发展的平衡性，避免走极端路线；维护矛盾的同一性，维护矛盾双方的均衡，防止矛盾转化，追求对立两端的统一与中和。因此，在道德实践原则上，要自觉调节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言论行动，使之符合礼乐所规定的标准，以维护宗法等级关系的稳定，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可谓得孔子真传。后来，儒家经典《中庸》一篇相传是子思的作品，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提出做君子要“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著名论断。中庸不是庸俗、圆滑，而是和谐，求得天人之间的和谐。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中庸》发挥孔门中庸思想，它又说：“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中道。“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那么，中庸之道如此完美，为什么反而不能实行呢？孔子认为“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正像“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颜回之所以能成为孔子最满意的门生，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中庸这个根本。“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影响 北宋司马光推崇大中之道，对中庸思想有所发挥。宋明理学家以复兴、改革儒学为己任，十分重视中庸这一重要儒学传统。程颐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也，故曰天下之达道。”（《近思录》卷一）《中庸》被从《礼记》中抽出来并为之作序，与《礼记》中的《大学》及《论语》《孟子》合为四书，长期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影响极为深远。朱熹认为：“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四书章句集注》）王守仁认为：“未发之中，即良知也，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传习录》中）“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传习录》下）朱、王体系不同，故立论各异，他们的发挥尽管不同，但重视中庸思想则是一致的。中庸说在哲学上包含某些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但也存在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导致折衷主义；在政治上，往往成为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在民族心理素质上，造成因循守旧、谨小慎微、缺乏创新、不敢冒险等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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