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远方

不知何时，流行起“诗和远方”的话语的。这固然有小资和文青们的矫揉，但也何曾不是富安之后，一种对美好时代的向往呢！其实在历史上，国人也有过对“诗和远方”的梦萦。回头看看我们先辈的“诗和远方”，也是一件颇有启益的事。

如果说“诗和远方”，我首先想到的是汉朝时。汉人承袭了战国和秦时的剽悍遗风。无论是上到皇帝大臣，下到民间百姓，都对“远方”有浓厚的兴趣。自汉武帝起，汉朝人就开始了“远方”之旅。说句实在话，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大时代，群英荟萃。汉人的“远方”在大漠南北，在遥远的西域。卫青和霍去病率领着汉家健儿，在大漠和草原深处，马踏匈奴，登瀚海，封狼居胥。张骞，常惠，傅介子，陈汤，班超，甘英，向西再向西，让汉家的威名远播万里之遥的西域。这就是他们那代人的远方。一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让后人荡气回肠。一句“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至今振聋发聩。汉代人也许不是以“诗”名扬后世，但他们在远方“封狼居胥”，“燕然勒功”和“悬首藁街”，化作了后世“诗”的刚健豪情。让我们的这个民族飞扬过一抹靓丽的底色。这是一个让后世仁人志士心驰神往的时代和期望的“远方”。

封狼居胥

如果说，汉人更多的是扬名立功万里之外的豪情，那么唐人无疑是最幸运的。盛唐的时代，既有远方，也有诗，而且都是最好最好的那种。那是一个富足，强盛，开放，包容的时代。在盛唐时，如果你是名臣能将，可以碰到最贤明的君主，更可以在“远方”建功立业，扬布国威。如果你不是汉人，你也可以担高官要职，建功立业。为唐抵御吐蕃的百济人黑齿常之，为唐经营西域的高句丽人高仙芝，突厥人阿史那社尔，为唐平定安史之乱的契丹人李光弼。如果你是外国人，你也可以在唐朝任高官，如日本的晁衡，在唐担任秘书监。在盛唐时，唐人都有着强烈的远方探知欲。作为军人，从朝鲜半岛，漠北高原，西域，留下了李靖，李勣，刘仁轨，薛仁贵，苏定方，侯君集，黑齿常之，阿史那社尔，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威名。作为外交使节，有王玄策天竺借兵平乱的壮举。作为僧人，玄奘西行天竺，鉴真东渡日本。这真是一个全民都求索“远方”的时代。

唐人妙就妙在，不仅有全民可建功立业的“远方”，更有“诗”。这是真正的诗歌时代，瑰丽夺目。盛唐的文人无疑是幸福的，他们的时代，国力强盛，什么，匈奴，突厥等世代边患，一时涤荡殆尽。所以盛唐人诗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自信，写着前所未有的内容，流派纷呈，名家众多。这些都是空前绝后的。至今很难想象大诗人李白竟然出生在遥远的西域碎叶城。很难想象唐人诗里会出现“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这条支海可是波斯湾呀！很难想象诗里“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这些对于宋，元，明时的人，他们连玉门关和阳关梦里都去不了的地方，更何况玉门关以西的万里之地，真是太奢侈了。唐人即使是诗也是带有“远方”气息，而他们那代人经营的“远方”也让唐“诗”的气象空前绝后。盛唐的“诗”和“远方”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最美好的一段的记忆。希望我们后人，当以此为荣，更当以此为砺！

宋人就没有唐人那么幸运了。宋属于一个没有“远方”的时代。宋人没有汉，唐那种经营远方的雄心和才略。对宋人来说，幽云之地，玉门关，阳关都显得遥不可及。到了后来，连东京，中原都只是梦里才能去啦！更别说“远方”的西域，漠北，辽东。终宋一代，举国上下，如痴如醉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唱名东华门者，乃真男儿”的盛事，大有靠锦绣文章就能长治久安，感化四夷之感。人皆以从军报国为耻，以沙场功业为耻。社会风气甚至到了一种认为:即使收复幽云十六州，也不如读书人簪花游街荣耀的病态。宋代仁人志士是可怜的，无处用武，军人也是可怜的，等同刑徒。这个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畸形时代，埋没了他们的“远方”，也磨灭了自汉，唐以来，汉人的尚武之风。狄青，宗泽，岳飞等成了那个时代，逆淘汰下的殉葬品。值得讽刺的是，当宋人癫狂于“惟有读书高”时，北方那些游牧民族的汉子们，就一次次用马鞭子，告诉只会吟风弄月的宋人何为上品，何为下品。

宋人的“远方”无疑是黯淡的，但“诗”似乎给了他们的无尽的精神慰藉。宋人把词发挥到与唐诗争辉的高度。无论是抱红牙板低吟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还是掣铜琶铁板放歌的“大江东去浪淘尽”，都有一种千回百转的文采风流。即使千百年后，偶闻“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犹有梦酣未醒般眷恋。宋人的“诗”固然细腻，风流，带着富足，惬意的荡漾，别有一番天姿风韵。但比唐人的“诗”，无论格局，还是气象，都有稍逊风骚之感。唐人的“诗”带着一股昂扬进取的风骨，他们的诗有征服的“远方”，而宋人的“诗”大多是柔靡，哀沉，似乎是没有“远方”之后的避世或解愁。无数文青或小资，看着绮靡的宋词，心向往之，觉得那是最美好的时代之一。只能说，美则美矣，“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当看到幽云之地，看到“靖康耻，何时雪”。读到李清照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陆游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往王师又一年”，感受到辛弃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书书”。千百年之后，犹不免一腔悲愤，一声太息。没有“远方”的“诗”，终免不了屈辱落幕。这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如果汉，唐，宋还有花团锦簇的“诗”或扬名立万的“远方”，那明人有什么呢？既无“诗”，也无“远方”。明人拉开了中华帝国走向没落的序幕。在两百年的时间里，整个帝国龟缩在长城厚冷的砖墙内，无欲无求。皇帝们在紫禁城内，或炼丹，或酒色财气，自闭般过小日子。朝臣们斗鸡般啄来啄去。游牧来了，倭寇来了，西方的红毛和罗刹也来了，明人依旧关着生锈的国门，躲在深宅大院，懒晒着日出日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世界在巨变，而中华帝国却在“沉”，在“病”。体制僵化，思想僵化，万马齐喑，明人既无“诗”，也无“远方”，只有僵硬身体和麻木的灵魂，混吃等死！君主专制的恶性膨胀，儒家文明的封闭没落，死气沉沉。随着历史的惯性，留给后世子孙的，只能是难以磨灭的苦痛和屈辱。

“诗”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意味着治世或盛世下，文治文采，一个美好的精神状态。而“远方”意味着放眼世界，竞秀争流，而不只是沉醉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做道场。放眼时代，诗和远方，比之汉、唐，自然还差得太远；比之宋、明，又太相似。历史铁律告诫我们:“诗”再好，也只能是锦上添花，没有“远方”滋润的“诗”，终不免狼藉残红，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