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镛先生曾经说过：“我办报才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只是玩玩。”

看到没。有能力的人往往只靠冰山一角就能亮瞎我辈宇宙无敌24k纯金眼。

此话当然并非空穴来风。作为明报集团创始人，报业才是查良镛一生功业重点

1948年，查良镛进入香港《大公报》，做电讯翻译工作、编写国际新闻版块。

1954年，查良镛应《新晚报》总编辑罗孚邀请，起笔撰写《书剑恩仇录》。

1959年，查良镛离开《大公报》和长城公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明报》。

1972年，查良镛完成《鹿鼎记》，此后封笔不写武侠。

1994年，查良镛从《明报》正式退休。

从时间上来看，自进入报纸行业到正式退休，查良镛先生在报纸行业足足征战了46年。而写小说呢？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18年，正是传说中浪成一条好汉的时间。

从风险上来看，有一次是在1967年，那是一个风起云涌、“四某帮”气焰如日中天的年份。北京的英国代办处一不小心被某些人拿火把点了，这把火烧得够旺，竟然烧到了香港左派的心头上，他们一时激动，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呼啦呼啦地搞起了事情。

在这危急时刻，《明报》持稳健立场，对“某运动”发表批判、意见，还对香港左派的搞事情况进行强烈谴责、表示强烈反对。话说1967年的《明报》刚刚连载完《天龙八部》，或许是延续了“慕容遗风”，香港的左派们为了完成自己的大业，心一黑、眼一红，提出要烧掉五个人，查良镛荣登榜眼。

当时情况危急，状元林彬广播员不幸壮烈后，香港政府紧急采取措施保护另外四个人的安全，左派斗志昂扬、怎肯罢休？随即便对香港政府武斗，并且像炸弹人一样“嘟嘟嘟”到处放炸弹，并且还往《明报》报社邮寄炸弹。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公开出来表态，才将这波“红色风暴”摁住。

除了这次危机，后来在1985到1989年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查良镛先生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又坚决维护香港和港地居民的实际利益，不怕某些势力以示威游行、焚烧《明报》相要挟，主张逐步扩大民主，深得群众好评，好感值一度爆表。

可以说，查良镛先生这位三十多年香港舆论界旗手担当，很好地坚守了香港这一言论重镇，侠义非常，足以彪炳史册。

之后谈到这些经历，他语重心长说道：“每一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我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的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

说得好！比个心心送给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也哉！

拼性命来办报，还不止如此。

据资深香港传媒人张圭阳的《金庸与报业》记载，从1959年《明报》创刊到1992年控股权转移，其间的33年，查良镛自己执笔撰写的社评至少有7000篇，平均每天0.6篇，内容涉及大陆、香港、台湾、华侨、苏联及共产主义，乃至国际热点，继1874年香港著名报人王韬之后再次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力，而王韬笔政十年，社评不过701篇。

查良镛的社评可不是随便写的，他的文学助手李以建评价道：

“金庸撰写社评的时间丝毫不比其创作和修订小说的时间短，其篇幅之众、字数之多，在数量上甚至超过小说。其蕴含的深刻内涵和宣扬的鲜明主张，以及体现出的对世界的洞察、对历史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把握，堪与小说媲美。”

另外，办《明报》初期，查良镛除了撰写社评，也继续用“金庸”笔名发表武侠小说的连载，并且因为人手少，所有的版面都几乎是他一人上阵：

写“三剑楼随笔”的专栏文章，翻译严肃的学术性文章和著作，在《自由谈》上以“黄爱华”的笔名撰写《祖国的问题》系列文章，以“徐慧之”为笔名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后来他又陆续创办《东南亚周刊》（1963）、《明报月刊》（1966）、《新明日报》（1967）、《明报周刊》（1968）和《明报晚报》（1969）。

创办《明报月刊》可以体现查良镛不是在盲目地瞎干，而是老谋深算地猛干。

《明报月刊》是文化杂志，在商业上不好销，没有什么经济利益。但是其蕴含的文化价值非比寻常，当时《明报月刊》积累了一大批大师级的海外精英，包括余英时、李欧梵等人。其中，余英时先后师从钱穆、杨联升，是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

文化价值可以转化成白花花的银子，查良镛是个明白人，他算过一笔账：

“明报集团没有什么真正的财产，就是一个明报大厦，每股的股值是1毛钱港币，上市之后，马上就是2块9。这个差价就是文化的价值。”

明白人总是很容易挣钱的，在《明报》销量最高峰的时候，“每年可以存一两亿港币，这还是当时的钱。”

查良镛“一手写小说，一手写评论”，靠一支笔撑起《明报》大业，后无来者。

侠义精神从春秋一直走到当代，猎猎张扬，也风雨磨难

我想查良镛应该还记得在《明报》最艰难时，只剩他和沈宝新苦苦支撑。深夜忙完回家，他乘“电船仔”回家，“哗啦哗啦”的声音在尖沙咀与中环之间的海上奏响，刺耳又悦耳。

支撑他的到底是什么？唯有精神。

追问一句，是什么精神？我猜是：金庸版的侠义精神。

侠义精神在历史中跌宕摔打，还能见到它最初的模样吗？

东周末年，平地一声惊雷，中国侠出现了。

不过，那时候他们还不是“侠”，而是“侠”的前身“士”，作为春秋战国时代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特殊阶层，他们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日子过得滋润，流血流得痛快。

后来，“士”按两个方向流变，一取“文才”成“儒士”；一取“武学”成“侠士”。侠士本属平民，被贵族豪门看重，自是以义气相报，咬定“义”气不放松，侠士中充当刺客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都是为了报恩而选择快意恩仇、慷慨赴死，才不管三七二十八嘞。

然而，快意恩仇是不稳定的，专诸是成功托起了吴王阖闾，使阖闾最终威震东南，但荆轲这一刺，反倒是加速了赵国的灭亡，更严重的后果是，秦始皇从此记恨上了敢出头的人，比如侠士，而更更严重的后果是，以后的每一个皇帝都生怕哪天又冒出来一个慷慨赴死的荆轲把自己咔嚓了，所以历代君主对于侠士无不尽力剿杀。

鲁迅先生在他1930年的杂文《流氓的变迁》里讲：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走出纷争动乱为主题的年代，侠士一暴力尚不足保命，二没有诸如公子光、太子丹这般靠山，三在统治者眼里，侠士这股力量有损秩序。问一句，何侠之为啊？

想当侠士，两条路，第一与各种势力结合，附着而生，好像是保安；第二，做一个自以为侠士的“侠士”，吹啊吹啊你的骄傲放纵！

在文学中，侠义精神能不能抬起头，还要看时代允不允许。

谈到侠义精神在文学上的变迁，不得不说“五四”文学革命时期。

当然了，“五四”时期打开了文学的新局面，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社会文学”、“写实文学”的旗号下，前辈们重新确立了文学的评价标准，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等一批不被重视的小说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位置。

曹雪芹如果泉下有知，应该蛮开心的。

然而，有升必有降，当你推崇了什么，必然是已经有所抛弃。

在这个时期，被抛弃的是《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聂隐娘》、《红线》乃至《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作品。原因在于，这个时期的前辈们重写实轻想象，重科学轻幻想，重思想功利轻审美特质。为了改造社会、反帝反封，前辈们不得不挥泪斩马谡，神话、童话、武侠、志怪类作品应声纷纷血溅三尺。

到了1930年，或许是因为2月18日人类发现了冥王星，也可能是因为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武侠小说的“罪名”被提到了吓人的高度。它成为“妨碍群众觉悟”、“阻挡革命发展”的一种“反动意识形态”，此刻武侠小说终于被打入“另册”。

按当时那个情况，禁武侠，实在是不需要太多理由，韩非子曰：“侠以武犯禁”，逻辑就是：

武侠原本就是“反动”、不讲正义只讲恩义的，这样不就等同于忽视了政府的存在吗，作为宣传此种思想的小说，当然要禁。

另外，瞿秋白1932年在《吉诃德的时代》一文中也明确反对武侠小说，他写道：

“相信武侠的他们是各不相问、各不相顾的。虽然他们是很多，可是多得像沙尘一样，每一粒都是分离的，这不仅是一盘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他们各自等待着英雄，他们各自坐着，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

感觉在瞿秋白这段论述中，武侠已经不是单纯的武侠了，而是跟佛陀、耶稣、孔子甚至马克思一般的信仰。不可思议。

1949年后，武侠小说更是被明令禁止，《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坚决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的社论中还明确提出：“这类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图书，事实上已经起了并正在起着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第五纵队’的作用”。

文学身不由己。对它而言，消亡？还是兴盛？这不是一个问题。这只是宿命。是一个交由时代回答的、身不由己的宿命。

所以，我建议当代亲爱的朋友们，一起高歌一曲：“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金庸对于侠义精神的发扬与实践，荡涤的不只是自己的灵魂。

在金庸笔下，那两个男人代表了当代侠义精神的高峰：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与《天龙八部》中的乔峰。

巧合的是，

《射雕英雄传》成书于1959年，也是在那一年，查良镛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的《明报》在香港登场。

《天龙八部》成书于1966年，也是在那一年，《明报月刊》刚刚创立，内地爆发“文革”。几乎是恰逢其时，《明报月刊》成为了海外知识分子论政的舆论阵地。

当中有没有关联？没有……是不可能滴！

提到郭靖，我可以想出一串词：

资质平平、呆头呆脑、坦荡倔强、真诚坦率、深明大义、正直无私、忠信善良、朴实憨厚、豪爽好义、侠情满怀、义薄云天……

在他七岁冒死相救哲别时，他呆头呆脑，又坦荡倔强：

“郭靖给他打得满脸是血，反而更加倔强，不住叫道：‘我不说，我不说！’铁木真听这孩子说话天真，不说‘不知道’而说‘我不说’，那必是知道哲别的所在。”

“术赤大怒，举起马鞭又是刷刷数鞭，打得郭靖痛彻心扉。他满地打滚，滚到术赤身边，忽地跃起，抱住他的右腿，死命不放。术赤用力抖动，哪知这孩子抱得极紧，竟抖不下来。”

我不知道你遇见这样一个队友会怎样，我会心甘情愿被他坑死，临死能见到这么奇葩的实在人，死而无憾。

初入江湖，他见小王爷杨康轻薄穆念慈，于是挺身而出，被打得头昏眼花，还兀自傻乎乎地狠拼烂打：

“这时武艺虽然高了，打法仍是出于天性，与幼时一般无异，蛮劲发作，早把四师傅所说‘打不过，逃！’的四字真言抛到了九霄云外。在他内心，一向便是六字真言：‘打不过，加把劲。’只是自己不知而已。”

我脑袋里仿佛出现了一幅画面，一个浑身衣服破烂的人无数次被打趴下，下一次仍然站起来，烂布条般的衣服沾染着鲜血在风中挥摆，而后猛地奋力冲去，而后又是一拳跪地。片刻后，用沾满泥土的双手擦去嘴里的血，又打响一波冲锋。

更让人感受到郭靖义薄云天、勇敢坦荡的是成吉思汗攻宋的密令泄漏后，郭靖对成吉思汗的顶撞：

“郭靖双手被粗索牢牢绑着，八名刀斧手举刀守在身旁，无法反抗，大叫：‘你与大宋联盟攻金，中途背弃盟约，言而无信，算什么英雄？’成吉思汗大怒，飞脚踢翻金案，喝道：‘待我破了金国，与赵宋之盟约已然完成。那时南下攻宋，岂是背约？快快斩了！’诸将虽多与郭靖交好，但见大汉狂怒，都不敢求情。郭靖更不答话，大踏步出帐。”

凛然正气充盈天地有木有！在信义面前，成吉思汗又怎样，掉了脑袋又怎样？千金一诺是季布，义薄云天看郭靖！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郭靖的一生，那应该是“真”。

他力做真人，不作假不矫饰，坦坦荡荡，绝不相欺、绝不委曲求全；他坚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哪怕要大义灭亲，也丝毫不避，信念坚定，至死不渝；他追求真道，深明大义，“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誓将满腔热血“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

郭靖的真，出自金庸笔下，更影响了金庸。

金庸资深研究者陈墨曾说：

“金庸立场改变的一个重要时间点是1959年，他离开《大公报》和长城公司，创办《明报》，选择了一个更艰难但是更符合他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的立场，一个独立和中立的立场。左派也骂他，右派也骂他。”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一句话，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做真人不简单，首先得有做真人的路，然后是做真人的能力，而后才能上路真正踏上“修真”之路。

金庸选择创办《明报》，自己当老板，其用意无外乎是想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纵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

如果理念不符，受制于人很痛苦，受制于组织更痛苦。那样的生命，何谈真？

他为《明报》定信条时，是这么说的：“英国报人史各特讲，‘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但是根据的同样一个事实是不能歪曲的。这一点是办《明报》必要的信条。”

作家李怀宇曾问金庸：“您在香港办报纸和写小说，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

金庸答：“最核心的精神是讲老实话。中国好的，我就讲好的，有人讲大话，我就揭穿他的大话。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好人就讲他好的，坏人就讲他坏的。社会上有这种人，我就要把他表现出来。”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秉公持正，做真人，写真文。按自己的意愿去写作是不容易的事，而金庸做到了，为此，他不惜拼上全部家当创办《明报》，那时的疯狂举动，终于是幸运落地。

他所信奉的“讲老实话”精神，就好似郭靖那一根筋精神，用真与实应对充满了欲望、欺诈、陷阱、险恶的社会江湖，这种傻是心境清明，更是君子坦荡。

在民族大义面前，郭靖在蒙古与大宋之间选择了大宋，毫不犹豫。

而对于乔峰，胡汉恩仇就像是一道看不见的锁链，牢牢地捆束着他，他在胡汉斗争中遗存，又在胡汉斗争之陨落。

乔峰太恩怨分明，面对智光点化：

“万物一般，众生平等。汉人契丹，一视同仁。恩怨荣辱，玄妙难明。当怀慈心，常念苍生。”

他本可迷途知返，可他仍嗔心难去，不住地把两张身份证摆弄来、摆弄去，他心想：“在佛家看来，不但仁者恶人都是一般，连畜生恶鬼、帝皇将相亦无差别，我到底是汉人还是契丹人，实在殊不足道。但我不是佛门子弟，怎能如他这般洒脱呢？”

但是。可是。不过。

这些个关联词都是坑。用不好就完蛋。

乔峰终于壮烈走向灭亡：

“萧峰大声道：‘陛下，萧峰是契丹人，曾与陛下义结金兰，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既不忠，又不义，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举起右手中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右臂回戳，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心口。”

在胡汉恩仇这张罗网之下，哪怕乔峰曾经多么豪迈地说出“凭你也配和我喝这绝交酒？”，哪怕他如何“如疯虎、如鬼魅，忽东忽西地乱砍乱杀、狂冲猛击。不少高手上前接战，都被他以更快、更猛、更狠、更精的招数杀了”，他最终的归宿还是那个他最初的坟墓——雁门关外悬崖。

乔峰的故事更像一个寓言，一个金庸说给天下人听的故事，他告诉我们，身份认同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灭顶之灾。

彼时的香港，多重势力重重包围。

中国的文化渊源、英国的政治统治。这是一重对抗关系。

大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台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这又是一重对抗关系。

香港当时的文人们喜欢以探求身份为主线做文章，身份无外乎三种，中国、英国、香港。金庸选择的是第三种，香港本土认同的立场和概念。

这样的理念并非是否定了国家与政治的维度，而是多了一个本地身份认同的维度。

是炎黄子孙，爱国是根基底盘，确保不动摇。同时，如果不基于自身实际、认同本地，又有何心力去呼唤传统？

乔峰、萧峰身份认同的变化，就是从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转向了国际主义、和平主义。只不过，作为先行者，他不适合那个时代，内心戏过了火，在风起云涌之后轰然落幕。

而关于政治，查良镛的立场根据时局变化，常有摇摆和变化，但他始终坚持“爱国主义”。

查良镛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937年因日军入侵曾辗转余杭、临安、丽水等地，从大战中一路走来，那种希望中国人站起来，希望中国强大的愿望从幼时起就非常强烈，终生未变。

有的人攻击他“墙头草”，他机巧地回应：“我的立场，就像一支笔直的筷子。改变的只是桌上摆放食物的圆盘。圆盘转来转去，食物调来调去，人们便以为我的立场变了，其实我没有，变了的是圆盘，是食物。”

在《明报月刊》四十年时，提到《明报月刊》“某革”期间成为了海外知识分子论政的舆论基地，他说：“我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的，准备给打死的，结果没有打死，还好。”

爱国，其实有很多形式。良药往往苦口。如果你总是歌颂，而选择回避、无视它存在的问题，那还是爱吗？那样对它的蓬勃发展有好处吗？没有的。

在那个时代，金庸找准了方向，选择凭良心、公正地讲话，此大勇大义能有几人匹敌？

再次回眸，那个垂垂老矣的男人，是金大侠？还是查大亨？

在《神雕侠侣》中，金庸塑造了一个没露面的形象，已故的武林前辈，独孤求败。

独孤求败在荒谷的石壁上刻下此话：

“纵横江湖三十余载，杀尽仇寇，败尽英雄，天下更无抗手，无可奈何，惟隐居深谷，以雕为友。呜呼，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诚寂寥难堪也。”

独孤前辈是一个不断谋求自身超越的人，他走过了四个阶段：

“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

“紫薇软剑，三十岁前所用，误伤义士不祥，乃弃之深谷。”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四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

“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

不知独孤前辈是何时蹬腿的。他四十岁之后为求敌手而不可得，无比寂寥，应该是难受了很久吧。

胜他人易，胜自己难，独孤前辈一生钻研武学，最终到达“不役于物”的境界，是很了不起，可惜，他最终还是没能更上一层楼，超越自己，由钻研武学上升到人生思辩。

总有人过着你想过的生活，不管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想过什么生活。

在《天龙八部》中，无名扫地僧武学造诣博大精深，远胜于独孤求败，独孤求败还有“草木竹石均可为剑”的想法，扫地僧一双肉掌下去，速秒慕容博和萧远山：

“岂知那老僧一掌轻轻拍落，波的一声响，正好击在慕容博脑门正中的“百会穴”上，慕容博的一格一退，竟没半点效用。”

“不料那老僧右掌这一招中途变向，纯真虚招，只是要引开萧峰双掌中的一掌之力，以减轻推向自身的力道。萧峰左掌一回，那老僧的右掌立即圈转，波的一声轻响，已击中了萧远山的顶门。”

是什么成就了他的武学造诣？“慈悲布施、普渡众生”境界。

扫地僧的人生境界远高于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就知道打打杀杀的，仿佛还摸不着人生境界的边界。倘若扫地僧能跟独孤求败见上一面，他应该会这么说：

“独孤小弟，修习任何武功，倘若不以佛法为基，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功夫练得越深，自身受伤越重。你看你一个人逃到荒谷跟什么一样，野人吗？”

独孤求败：“功夫越深，受伤越重？呵呵，我哪里受伤了，谁又能伤我一根汗毛？”

扫地僧：“小弟啊，你看你一个人疯疯癫癫的找大雕做朋友，还说没有受伤，你敢说，你的心没有缺口？”

独孤求败听之不语，扫地僧继续说道：

“一个人武功越练越高之后，在禅理上的领悟，自然而然的会受到障碍。在我少林派，那便叫做‘武学障’。要知佛法在求渡世，武功在求杀生，两者背道而驰，相互克制。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武功绝技方能练得越多，但修为上到了如此境界的高僧，却又不屑去多学各种厉害的杀人法门了。”

独孤求败是何等聪明之人。此刻一经点拨，在地上写起字来：

“不滞于物，未能忘我。唯有慈悲忘我，以天下人为念，普渡众生，才是终极归宿。”

写毕微微一笑，便闭上了眼睛。

后来，独孤求败见到了笑嘻嘻的马克斯和恩格斯，马克思轻拍独孤的肩膀，笑道：“走，投胎去，一起解放劳苦大众去呀！”独孤笑笑，随后三人携手投胎而去。

多年以后，有一个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查良镛，最著名的笔名是金庸。

此人成年后，一手办报、一手写书，办报办得公正拼命、深受民众好评，其神韵颇得无名僧以天下人为念的忘我境界；写书写得蔚为大观、侠义之气由此大兴，其历程颇显独孤求败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不过却好过独孤最终寂寥，书成后他又修订多次，实现了自我的重重升华。

时至今日，他的《明报》依旧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他的小说依然盛行不绝，可是那个创造他们的人已然垂垂老矣。

他还是那个金大侠吗？还是那个查大亨吗？是的，他都是，而且他还是这样：

“他变成了一个好朋友，好东家，好男子汉，好到这好而老的城市从未有过，或者这好而老的世界上，任何别的好而老的城市、乡镇或自治城市都从未有过。有些人看见他的转变觉得好笑，但是他让他们去笑，睬也不睬他们；因为他是够聪明的，知道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是这样，没有一样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不被一些人笑得死去活来；他也知道这些人总归是盲目地，因此他想，他们龅牙咧嘴地笑得眯起眼睛，跟他们得了更不好看的怪病比起来，不过是半斤八两。他自己在心里笑着：对他来说，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