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是无知无畏、好乱之徒加上的名目

“忠义”是无知无畏、好乱之徒加上的名目

或许你并不了解《水浒传》……

就像你并不了解真正的唐僧每一次遇难都要哭泣。你以为好汉们都是侠肝义胆，视钱财如粪土的吗？

误解时有发生，想要摆脱是不可能摆脱了，这辈子都不可能摆脱了，只能靠强颜欢笑才能维持的了生活这样子。

说到水浒就会谈到“忠义”，江湖义气，忠于朝廷，里面各种“哥哥”、“哥哥”……里面的所有好汉都可以叫“戈多”，因为他们的哥哥很多。

“忠义”的水浒是被误解的水浒。好比学考古的不是去学挖坟的（那是雷老五的事）；

学法学的毕业后不是法师，也不是学好了就是何以琛，学不好，呵呵，张益达……

“忠义”是无知无畏、好乱之徒加上的名目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它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众多的英雄人物，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朽，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小说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因为时代的局限，作品存在歌颂、企图美化宋江，鼓吹“忠义”的倾向。

我想作者的本意是要鼓吹忠义的，但却得到了动机与效果相反的结局。如同《三国演义》一样，罗贯中极力美化刘备，丑化曹操，但刘备总是让人从敬佩中生出厌恶，曹操总是让人从厌恶中生出敬佩。作者渲染的“忠义”，不过是无知无畏、好乱之徒加上的名目罢了。

但是，作者在渲染忠义的同时，更是对“忠义”本身进行了反思。至少，招安之后的悲惨结局就是作者对于“忠”的否定。

“忠义”是儒家伦理的重要范畴，既是道德规范又是行为规范。儒家在鼓吹忠义的过程中没有具体地解释说明，当然，也无法去解释说明。常言道“自古忠义难两全”，为何“忠义”难两全呢？在等级制度深严的封建社会中，忠义伦理在等级制度上便存在着悖论，很显然，义具有鲜明的平等性，忠则带有浓厚的等级性。因此，忠义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相互否定的辩证关系，由义到忠并不具有形而上的过渡性，因为它们的伦理基础迥异。《水浒传》应该是第一个对儒家“忠义”观进行反省的著作，它以生动的笔触告诉我们，忠、义之间并非封建统治者所标榜的形上的伦理逻辑体系。

“忠义”是无知无畏、好乱之徒加上的名目

封建统治者绝对不会允许一个实力雄厚的“义”的集团存在，必须动用一切手段瓦解、消灭之。即使是《水浒传》中梁山内部也受到等级观影响，这使兄弟之义的平等性大打折扣。李逵、武松等人对宋江产生崇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等级地位低下（比如，宋江和武松在柴进家相遇吃酒，武松就自然而然地在末座陪酒，不敢造次）。在宋代，娼、妓、隶、卒属贱民之列，而宋江能够看得起他们，还与他们称兄道弟，这对他们来讲绝对受宠若惊，进而感激涕零。宋江本人则更是受等级观念影响的典型，他一直梦想着能够实现从史到官的身份转换。在宋代，吏与官的等级差异较大，难以过渡。所谓“一尺为史终生为吏”。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梁山排座次的做法本身也是等级观念的变形。除此之外，梁山上也是派系林立，如实力较强的江州集团、二龙山集团、石碣村集团不仅排挤其他好汉，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并在招安的议题中爆发。这不仅造成了梁山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削弱，事实上也使兄弟一处、快活到死的愿望沦为画饼。所以，忠与义的伦理意识形态在等级观念之下是无法调和的。

更有意思的是，《水浒传》中不大平等的兄弟之义又建立于“利”之上。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水浒传》中的好汉是扶危济困、行侠仗义的英雄。 然而仔细品读《水浒传》,却发现梁山好汉中大多数人也是贪财好利的。所谓经济决定一切，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正因为看准了天下好汉贪财好利的本性，所以，宋江在结识拉拢梁山好汉时多采用“利”，如金圣叹所说:“初无青天之旷荡, 明月之皎洁,春雨之太和,夏霆之径直,惟一银子而已矣。”像武松、李逵、薛永等等，只要宋江的银子一到，都是纷纷拜倒在他的脚下。如书中所描述那样，宋江，晁盖及柴进等有众人崇拜追随的都有“仗义疏财”的优秀品质。所以说仗义归仗义，疏得了财那才是真仗义。宋江真可谓“以区区猾吏,而徒以银子一物买遍天下,而遂欲自称于世为孝义黑三,以阴图他日晁盖之一席。 此其丑事,又曷可耐乎?”只此，就足以看出梁山好汉其金钱至上的性格特点。 正如学者孙述宇所说:“《水浒传》的特色之一,是好汉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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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看似表达是“忠义观”,实则表达的却是一种“忠‘利’观”。 那么,各路英雄为何会如此热衷于“利”呢?首先, 因为在水浒世界中“没钱的不是好汉”,这其实是诸多好汉“重利轻义”的重要原因。 别的且不说,如果没有金银,梁山好汉们如何才能过上“大碗喝酒、大块儿吃肉”的快意生活呢? 其次,因为在水浒世界中金钱几乎是万能的。 留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水浒传》中,往往因“利”而产生“义”。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水浒世界同样是一个利益至上、金钱至上、重利轻义、 因利生义的世界。

事实上,“在水浒故事的叙述者眼中,就连义的重要价值,也在于能兑换成利。”比如,在施恩靠着武松的拳脚功夫重霸孟州道快活林后,作者写道: “夺人道路人还夺,义气多时利亦多。”作者所讲究的,其实不是“义利之辩”,也不是“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而是认为“‘义’要用‘利’来体现,‘义’可以折算成‘利’”。 由此,水浒世界中的各路英雄究竟是“重义轻利”还是“重利轻义”,自不必赘述。不过,人总要生活,现实一些也没什么错。 俗话说,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只有先重“利”,待“仓廪实”之后,才可能“知礼节”、讲仁义、“知荣辱”、讲道义。

“忠义”是无知无畏、好乱之徒加上的名目,《水浒传》所表现的,最根本的还是忠“利”。 关于此,学者俞万春也曾说过: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 如果把梁山泊这伙人说成忠义,从此天下后世,个个学宋江的样,心里强盗, 口里忠义。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戕官拒捕,攻城陷邑,都叫忠义,还像什么话?可以说,《水浒传》中诸多行动都是强盗之举,根本无“忠义”可言,若要说“忠”,那分明是“忠实于自我利益、一己私利”,也即“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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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的108位好汉中，真正被官府被社会逼上梁山例子不少，较为典型的是林冲。但却有大部分人是被梁山集团设计“赚”上山去的。被赚上梁山的原因不过是他们对维护梁山利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是因为对梁山发展有益，可以壮大声势，吸引更多英雄豪杰聚义梁山，例如卢俊义。卢俊义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双。原为一员外大户，浪子燕青是其家仆，如书中所言“卢某生于北京，长在豪富之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义作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其人家世清白，为人谨慎，世居大名府。宋江慕其名，为壮大梁山声势，欲将其诓上山。军师吴用设计导致卢俊义家破人亡，下了死牢。幸得燕青、石秀以及其他梁山众好汉等先后搭救，方免遭毒手。有的是为解决梁山集团遭受围剿灭债的危机，例如徐宁。双鞭呼延灼征讨梁山时，以连环甲马冲阵，使得梁山军队陷入苦战。汤隆提出用钩镰枪可破连环甲马，并推荐徐宁，还建议用徐宁爱逾性命的家传之宝"雁翎圈金甲"诱其上山。军师吴用便让鼓上蚤时迁前去盗取宝甲。汤隆假称曾在路上见过盗甲人，将徐宁骗出东京，一直追到山东境内，并在乐和的配合下，用蒙汗药将徐宁迷倒，连夜送上梁山。徐宁被骗上梁山后，宋江让汤隆和戴宗前往东京，接取徐宁家眷。汤隆身穿圈金甲，冒用徐宁之名，在途中劫取财货。徐宁醒后，见退路断绝，只得留在梁山，教授钩镰枪法。 最终，梁山军使用钩镰枪，配以挠钩，果然击败呼延灼，大破连环马，解决了梁山的灭寨之灾。

梁山集团为了私利，为留人入伙做尽违背人伦天理的事情。例如秦明被捕后宋江等人劝其入伙，秦明不允，众人用酒将其灌醉，派人穿其衣甲夜打青州。青州知府慕容彦达不辩真伪，以为秦明已反，导致秦明全家死于非命。又如三打祝家庄时李应被萧让、戴宗等假扮官人捉拿，押解途中又派林冲等“解救”上山，吴用又派人将李家庄烧成白地，家眷取上山，只得上山落草。甚至为逼朱仝上山，梁山集团人马不惜杀死年幼的小衙内。

“忠义”是无知无畏、好乱之徒加上的名目

如此强盗作风，何来的兄弟情义可谈？以“忠义”自居的梁山集团，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不断践行着他们可笑的忠义观。但在宋江领导下的梁山集团其目标就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获得招安，重新报效朝廷，为君王尽忠，并名垂青史。因此梁山集团所做的有损于“义”的行为，在他们眼中根本就是是“为忠舍义”的。然而，他们的努力终究是一场空，宋江等人根本走进不了正史“忠义传”，历史上的“忠义传”中也从来就没有这类人的容身之处。“一日为贼终生为贼”的宿命早就注定。作者以“忠义传”的史传形式叙事梁山好汉，其意并不仅在于为他们树碑立传，而是在于测露多义伦理的悖论实质和欺人本质，还在于以此戴穿封建“忠义传“的虚伪面目。以悲刚意识书写忠义之人的《忠义水济传》最终成为对正史“忠义传”的反思批判。也正因为如此，《水浒传》才了成为经典名著，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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