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盐野七生的煌煌著作《罗马人的故事》，一共十五册。在此，我将每册书中的内容做个梳理：一来是对我读过内容的笔记，以及我的一些思考；二来也是将罗马人的故事进行缩写，为那些没有那么长时间来看这大部头的朋友，提供个精简版的“罗马人的故事”。
“鱼都是从头部开始腐烂的。”经历过“黄金时代”的罗马帝国，似乎仍旧沉浸在帝国宏图伟业之中，然而，在罗马皇帝身上的、看似无关紧要的种种，悄无声息地“腐蚀”着这座帝国大厦。
至今唯一一座保存下来的罗马皇帝骑马像，即是继安敦尼之后的马可·奥勒留。奥勒留的父亲及祖父解释侍奉在哈德良皇帝左右的重臣，加之自幼接受着良好的教育，年少时的奥勒留就备受哈德良的瞩目。以至于，在哈德良去世之前，就将奥勒留指定为其继承人安敦尼的样子。在他18岁的时候，就被授予“凯撒”的称号，与安敦尼共享执政官一职。当时罗马人表述年份的时候，往往是说“某人和某人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可以说，奥勒留刚一成年，就被内定为下一任皇帝。在此之后，直到奥勒留继承帝位的23年里，奥勒留就再也没有走出帕拉蒂尼山的皇宫。
盐野七生在书中指出，《罗马帝国衰亡史》讲述衰落与灭亡的过程始于马可·奥勒留其子康茂德继位之后。然而鲜有人从“五贤帝时代”去寻找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安敦尼与奥勒留是“五贤帝”最后两任：安敦尼自从登上帝位，23年来一直待在罗马本土；奥勒留从成年到40岁继位，也是留在安敦尼左右，既没有到帝国行省体验生活，也没有到前线军团试炼。即便到“五贤帝”后期，帝国秩序已经成熟，于安敦尼来说，可能并无大碍，于奥勒留来说，则无疑是场灾难。稳定秩序下的隐患，是和平太久而失去了忧患意识，单纯依靠着情报而非实地经验来进行决策，显然是会出问题的。
公元161年3月，安敦尼去世，放在皇帝卧室的幸运女神金像，搬到了马可的卧室。登基典礼当天，马可却要求元老院同时邀请其弟弟路奇乌斯担任皇帝。于是，罗马帝政时代，同时树立了两个皇帝，共享同样的权力与尊严。
在罗马皇帝交替期，东方的帕提亚王国举兵入侵了罗马帝国的友邦亚美尼亚。再看罗马一方，担任东方防线负责人的行省总督，已经是到了退休年纪、天天盼着回家养老的老同志，在安敦尼和马可时代，他们以为，既然能胜任此职，就一直干下去好了。罗马军团首战迎敌，全军覆没。帝国边境的小国开始蠢蠢欲动，东方防线眼看着就要奔溃。罗马方面只好决定御驾亲征，路奇乌斯到前线指挥军团，马可留守首都罗马。然而，毫无任职和军事经验且从未出过罗马的路奇乌斯，一路上游山玩水、吃吃喝喝，初夏出发，入冬才到前线的安条克。首战告负的罗马军团，在不列颠战---线的援军加入之后，总归是为反攻做足了准备，赢得了帕提亚战争。自此之后，帕提亚王国走向衰落。
从东方胜利而归的罗马士兵，将瘟疫带到了罗马，莱茵河与多瑙河军团基地的士兵接二连三的倒下了。北方蛮族见状，试图在此时搞些阴谋诡计，第一次日耳曼战争由此打响。公元168年，两位皇帝同时出发前往多瑙河防线，决心镇压此次蛮族入侵。还未正式交战，路奇乌斯皇帝就染病去世，这并没有影响到马可的斗志。在战争伊始，骑兵强悍的日耳曼民族，使罗马军团陷入苦战，不过，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第一次日耳曼战争，双方“握手言和”。国境防线的突破，十足打了罗马帝国的脸面，马可为此加强了北部防线的军事力量。和平时代下的罗马，安敦尼和马可的忧患意识，由此可见一斑。其帝国安全保障的延续性，并不能因长久的和平而中断。
在尚未完全处理好蛮族问题之时，东方行省总督因情报有误，以为马可已经死于战场，便发动了叛乱。虽然叛乱的叙利亚总督在马可尚未抵达东方行省之时，就被手下的百人队队长所杀，但马可仍准备前往帝国东方，安抚人民。半途中，皇后芙斯汀娜因不堪旅途颠簸，撒手人寰。这个曾在多瑙河前线的基地、陪同马可皇帝征战蛮族、被誉为“基地之母”的女人，终究倒在了帝国征战的行军途中。想必，这位“哲学家皇帝”在帝国东方，也是带着些不小的悲痛，欣赏希腊璀璨的哲学文化的吧！
回到意大利本土，马可皇帝同其儿子康茂德共享了执政官一职。由此也确立了罗马皇帝的下一个接班人。上次日耳曼之战遗留下的问题，因东方行省的叛乱，就那时便搁置了下来。因此，马可在大病初愈之后，带着康茂德，再次亲征日耳曼。然而，就在帝国的最前线，马可皇帝再次病倒，并从容就死。马可·奥勒留也成为第一个逝于前线的罗马皇帝。
马可·奥勒留的个人气质，并不适合军事作战。他的死，透露着些许生不逢时的悲怆。一个具有着深邃思想的哲学家皇帝，却要忍受着病痛和精神的苦难，在边境线奔波。即便如此，他尚且流传下哲学巨著《沉思录》，若是在“黄金时期”，不知能为今天留下多大的文化遗产。
从康茂德继承帝位之后，打破了五贤帝“收养子，指定继承人”的传统，而成为了东方式的“世袭制”。虽然后世称康茂德的统治为“帝国的灾难”，由此而埋怨马可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欠缺思考”的大有人在，但是，也唯有如此，才能维持帝国的稳定。若是按照实力标准选择继承人，恐怕罗马得提前十几年走向灭亡
马可皇帝已死，康茂德并无意继续将战争继续下去，第二次日耳曼战争也在于蛮族的草草媾和之中结束。虽然被称为是“屈辱的媾和”，但也换了60年的和平。康茂德统治的前两年，倒也没什么大碍。但是，在其姐姐露西拉因“奥古斯塔”的尊号，而策划谋杀康茂德的事情发生之后，康茂德皇帝便走上了暴君之路。因“谋杀阴谋”而株连的皇族以及元老院议员，不在少数。
接下来的五年，因为有佩雷尼斯辅佐，帝国的统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故。佩雷尼斯先是巩固了北非及不列颠防线，又镇压一次帝国的叛乱。然而，因“谋杀阴谋”一事而变得内向自闭的康茂德，听信解放奴隶库雷安德罗斯的耳语，杀死了为皇帝效忠的佩雷尼斯。解放奴隶库雷安德罗斯接替了佩雷斯尼斯的地位，而康茂德的统治也从此走向了毁灭。
这种重用解放奴隶的亲信政治，与中国帝王重用宦官如出一辙。这个时间段上的中国，大概是东汉末年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猖獗的年代。
库雷安德罗斯在任上卖官鬻爵，甚至侵犯小麦福利政策。结果，平民被激怒，抗议队伍涌到康茂德别墅，库雷安德罗斯被康茂德推出门外，成了康茂德平息愤怒的“替罪羊”。即便是恶政连连，以庞培亚努斯为首先的、帝马可起用的武将也没有发难。于之后而来的内乱相比，其契约精神令人敬佩。康茂德为取悦民众，不断地举办这角斗表演，甚至“头披狮子皮、手持狼牙棒”亲自下场与职业角斗士较量，因此而有了“角斗士皇帝”的别名。相反，他的老爹则是“哲学家皇帝”。
公元192年，31岁的康茂德在入浴时，被他的摔跤教练勒死。元老院处以康茂德“记录抹杀刑”，不过，他也没啥功绩可以抹杀。康茂德一死，罗马迎来了军人时代。而这必然是动乱的年代。
内乱时代，几位军团里的实力派人物先后登场：柏提那克斯、尤利安、赛维鲁、雅尔比努斯、尼戈。
柏提那克斯是解放奴隶的儿子，少年时从小队长开始，一步步的爬到百人队大队长，先后在多个行省就任“财务长官”，进入元老院，并同康茂德一起担任过执政官。罗马社会的上下阶层的流动性，由此可见一斑。康茂德被杀的第二天，柏提那克斯被推举为皇帝。然而，“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近卫军团团长雷特因怨恨新皇帝忘记其“拥护之功”，刺杀了仅在位87天的皇帝。然后，雷特又举荐了尤利安。
尤利安是世家子弟的代表，自幼接收着上流社会的教育。成年之后，又出任“光荣的职务”，担任过执政官和行省总督。60岁的尤利安，柏提那克斯被刺杀后，继任罗马皇帝。然而此时，多瑙河防线的赛维鲁和不列颠行省总督雅尔比努斯也加入了皇帝争夺战之中。原因在于，一方面，军团兵与近卫军团之间有着渊源的矛盾，另一方面，尤利安并不像柏提那克斯属于第二代武将，他同以上两位一样，都属于第三代武将。并且，柏提那克斯能够登上帝位，也是由于第一代武将庞培亚努斯的支持。
赛维鲁率先采取行动。他许诺雅尔比努斯，胜利之后共享皇帝名号，让其按兵不动。而雅尔比努斯因其力量有限，便接受了这一建议。赛维鲁进军神速，兵不血刃得进入了罗马首都之后，除尤利安被杀以外。赛维鲁在公元193年称帝，之后又在伊索思平原打败尼戈，在不列颠击败亚尔比努斯。军人皇帝赛维鲁在两次战争之后，履行了“皇帝的三项职责”：修筑了包括大浴场、塞维利亚大道在内的公共建筑，提高了罗马军团兵的待遇。
凯撒曾说，“很多事情尽管结果很糟糕，但是当初的意图都是好的，也是充满善意的。”赛维鲁的军事改革，使罗马政权走向了军事化，罗马军人由此开始同社会脱节。赛维鲁即位不到两年，又率兵东征走向衰落的帕提亚王国。可想而知，一战得胜。十五年之后，帕提亚王国被波斯的萨珊王朝取代。
之后，赛维鲁皇帝又将矛头指向了不列颠。只不过，被病痛折磨的赛维鲁，并没有打下什么实质战果，便一命呜呼。
23岁的卡拉卡拉继承帝位。罗马帝国也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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