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国有文化。历朝历代、兴亡更迭，唯公款吃喝历数千年而经久不衰！
西汉时，国家已建立公款吃喝标准制度。据《汉书·宣帝传》记载，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皇帝刘询（汉宣帝）曾下诏书，批评有的地方官员擅自提高过境官员的食宿标准。从这条记载来看，西汉当时是有相应的公款吃喝制度的，地方官员有公款招待权或“义务”。
隋唐时期，公款消费制度被完全确立，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力机构都设有“单位食堂”，有包括“公厨”在内的专门厨师。当时，官员最喜欢开朝会，因为会后有朝食招待。从《唐会要》记载来看，根据官员级别的不同，用餐地点也不一样，宰丞一类大官在政事堂的专门餐厅用餐，称之“堂食”；普通官员、一般公务人员则由“吏厨”或“佐史厨”、“府史厨”提供“工作午餐”。官员下去检查，地方上同样会有招待。
唐玄宗的几个女儿非常讲究吃喝，为此李隆基特地派了一个太监李思艺任“检校进食使”，专门管理她们的吃喝。“水陆珍馐数干，一盘之费，盖中人十家之产”。杨贵妃的父母兄妹，更是挥霍无度，凡豪华御食，以及国外进贡的珍稀美味，均赏赐给杨国忠等人，“黄门飞鞋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一个好端端的“盛唐”景象，就这样在奢华中衰败下去。
宋朝经济发达，公款消费有专项拨款，叫公使钱，又称公用钱。宋朝官僚机构除正常经费外，另给公使钱，是各路、州、军及刺史以上的特别费用，专门为宴请及馈送过往官员费用。宋代地方公款吃喝厉害，大概就是“公使钱”惹的祸。
到了清代，官场吃喝风更是恶性发展。乾隆年间，浙江巡抚王亶望喜欢吃豆腐，但他吃的豆腐之法很是奇特。他为求豆腐之鲜美，令在其衙门里养鸭子，其养法和今天饲北京填鸭类似。鸭子养肥了，而他吃豆腐了，就杀两只鸭子熬汤，再用这鸭汤煮豆腐。非此法煮的豆腐，他就食之无味。官员们不但在衙门里吃，到酒店、妓院中吃，还到风景名胜地吃，如南京的秦淮河、扬州的平山堂、苏州的虎丘山、杭州的西湖等都是官绅们狎妓冶游、寻欢作乐的场所。
到慈禧掌权时，清王朝虽已是千疮百孔，然吃喝之风有增无减。在她掌权的48年间，饮食始终豪奢惊人。她为延年益寿，日食珍珠粉、母乳汁等。即使是日常食谱也穷奢极欲，为她一人吃喝有专门的御膳房，专职厨师有几十人之多。
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没有官品官德，甚至会发生逼死下属的悲剧。明朝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十二就记载了这样的事情。
明朝地方行政设置上有道和坊两个单位，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区和街道办。道长和坊长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区长和街道办主任。
南京城里道长们白吃白喝，要由坊长置办酒席。有一天，一位道长请十二位道长游山玩水，坡山一家坊长接待。这帮道长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去登山。如果仅仅是置办一桌酒席，坊长也能承受，但是，光吃喝不行，还要送钱。每位道长送一吊钱。十三位道长，得送十三吊钱。一吊钱当时大约相当于一两银子。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十四说，海防的士兵，每个月的饷银是八钱，还不到一两。可见，一两银子大约可以满足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
光送给道长还不行，道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有份，连抬轿子的轿夫也有好处费。这些道长们到坊长这里白吃白喝，居然还带厨子，这又给坊长增加了负担，厨子也要给好处费。如果不给，会出现什么情况，何良俊说：“若不与，或以不洁之物置汤中，则管办之人立遭谴责。”官大一级压死人，坊长得罪不起道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如数奉上。何良俊书中没说给轿夫、厨子多少钱，也没说这帮道长带来多少工作人员白吃白喝白拿，但数字肯定不少。因为坊长最后卖了自己家的房子，倾家荡产，才把这帮浩浩荡荡的白吃大军打发走。县里有两个坊长，都不堪重负，一个在家上吊自杀，一个跳河自杀。
因大吃大喝，居然活生生把下级官员给逼死了，这样的混蛋官员也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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