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大家皮锡瑞

第六章第七节

今文经学大家皮锡瑞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县）人，因景仰西汉《尚书》今文学大师伏生，署所居名师伏堂，学者称为师伏先生。其父皮鹤泉系举人，先后任浙江宣平、松阳县知县，崇尚儒学。他幼承家训，六岁开始念书，十二岁补县学生员。光绪八年（1882），赴顺天乡试中举人，与余尧衢、文廷式、陈三立为同科。后多次参加会试落第，于是潜心著书讲学。

光绪十六年（1890），他主讲桂阳龙潭书院。两年后，应江西学使龙湛霖之招，任南昌经训书院讲席，先后达七年之久。任教期间，主张解经当实事求是，对诸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数年间书院中有数十人举于乡试。

皮锡瑞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关心国家安危。早在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平定新疆后，皮锡瑞认为新疆是俄国垂涎之地，主张屯田，巩固边防。光绪九年（1883），日本占领琉球，法国占据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后，他代时任云贵总督的好友王怀钦作疏，请求清廷收复琉球，援救安南。光绪二十年（1894），中国甲午战败，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他极为愤慨。在读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开始倾向变法。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给黄鹿泉的信中指出，“中国局势如同病入膏肓，欲学医以治之，亦恐缓不济急”，极言变法不可缓。

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南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的支持下，先后创办了时务学堂、《湘报》及南学会。南学会是推动维新运动的核心团体，他应熊希龄之邀任该会学长，主讲学术。他从孔教中引申出变法之说，根据历史事实驳斥顽固派的守旧主张，深受听众欢迎。他共讲十二次，内容主要为保种保教、办学讲学、培植人才、开通民智等，因而遭到封建顽固派王先谦、叶德辉的攻击，被诬为宣传“邪说”，散布“淫词”，“堕纲常”，“无君上”。同年四月，他回到南昌经训书院，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五月，江西高安邹殿书创办经济学堂，设立“励志学会”，他应邀讲学，又受到江西顽固派的嫉视。同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他于次年被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并革除科名。三年以后，才得开复。

返湘后，他先后任湖南高等师范馆、中路师范、长沙府中学堂讲席，学务公所图书课长及长沙定王台图书馆纂修等职，并以主要精力从事著述。他学识渊博，精研覃思，著作甚多。青年时代笃志于诗文，著有《师伏堂骈文》、《师伏堂诗草》。三十岁以后专治经学，博贯群经，创通大义，今文经学，造旨尤深。他著书一百卷，成一家言，名重一时。代表作有《尚书大传疏证》、《经学通论》和《经学历史》等。后人将他的著作辑为《师伏堂丛书》、《师伏堂笔记》等刊行于世。其中《经学历史》与《经学通论》两书，已收入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国学基本丛书》和《万有文库》。

一、早年辞赋文章痛陈时弊，关心社会现实

面对晚清社会的巨变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青年皮锡瑞一腔热血，慷慨激昂，吟诗作赋，痛陈时弊，自觉地通过辞赋的形式表达他对时局的关注。当时皮锡瑞与“益阳王怀钦、长沙阎士良，以文章才望，有声于时，乡人并相称美”（《皮鹿门年谱》）。他曾在诗中写道：“文章小露世亦惊，富贵微名为何物。”（《师伏堂诗草·赠李荔村即以志别》卷二）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围绕三个主题：

第一是阐述传统思想中的“夷夏大防”之义，如在《晋武帝论》中，在肯定晋武帝统一之功的同时又严责“徙戎”政策最终导致了“西戎北狄面诸华”（《师伏堂骈文·晋武帝论》卷三）的千古乾坤大变。皮氏认为唐王朝因对少数民族不守夷夏大防，采取“羁縻”政策，从而引发了安史之乱，唐朝从此一蹶不振（《师伏堂骈文·唐书四夷传论》卷三）。众所周知，“诸夏夷狄”之分在清初曾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晚明遗老在清初将其作为“反清复明”的思想武器。在经历了二百年统治后，清政府早已成为正统。因此，到了皮锡瑞的时代，他的学术用语中“诸夏夷狄”实际是指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而严守“夷夏大防”表明皮锡瑞主张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

第二是反复申述改革中央集权制的重要性。皮锡瑞认为清代的制度多袭明代而来，而明代又取法于宋，和唐代以前的制度完全不同（《翼教丛编·皮鹿门孝廉复叶吏部书》卷六），皮氏的此类文论多是借宋言清。他认为北宋的积弊在于皇帝猜忌大臣，这使得在过度强化中央权力的同时却削弱了对地方兵权的控制，结果造成了兵无常帅，将无常师的局面。他还认为要改变这一局面，不能像王安石那样不切要害，只是“变牛毛之法”，而是应给大臣以及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力（《师伏堂骈文·王安石论》卷三）。鉴于此，他希望出现像谢安那样的贤相，力挽狂澜于既倒（《师伏堂骈文·谢安论》卷三）。众所周知，清兵入关后，为了确保满族贵族的利益，在中央、地方官吏的任用上严格限制汉人；咸同军兴，汉人才逐渐开始掌握地方兵权，但仍遭满人猜忌。因此，皮锡瑞在这里实际上要求清廷放松对汉族大臣的猜忌，而给地方政府一定的兵权。尽管这些思想主张只是一厢情愿，未能使当权者采纳而付诸实施，但在当时思想界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是公开倡导向西方学习，要求引进西学以求变法自强。皮锡瑞认为，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奇变后，“势不得不变法”，不变不足以图存，凡识时务者都会赞成变法，“孔孟程朱生当此时，必不能舍西法不用”（《师伏堂日记·戊戌年三月十四日》）。

与许多激进变法者不同，皮锡瑞的变法思想反对“扫地更新”，主张渐变论。早在1873年就提出“琴瑟贵乎更张，而猝然更之，则弦绝”，主张改革要谨慎从事，反对猝变和过激主义（《师伏堂骈文·王安石论》卷三）。1894年，他所作《题〈环游地球新录〉》中有句“兹编备采择，求效难一蹴”，以为李圭在其书中所言可供中国自强变法时参考采择，只是收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师伏堂诗草》卷五）。1896年，他对梁启超“今变亦变，不变亦变，将有人代变”之论极为称誉，而对其扫地更新的变法论很不赞同，以为“扫地更张，必不能行，不过托之空言而已”（《师伏堂日记·丙申年十月十六日》）。他深有感触地指出：守旧者以为旧法尽善，能守其法，天下自治，坚持一切不变；维新者以为旧法尽不善，不尽改其法，天下无由而治，主张扫地更新。由于双方持论都过于极端，乃至“分党竞胜，二者交议”，新旧相争不已。因此，他提出：“一切不变，施之今日，固不相宜；扫地更新，望之今人，亦恐难逮。宜去其太甚，尽其所得为守旧、维新，庶无党祸。”（《师伏堂日记·戊戌年六月初六日》）

同时，皮锡瑞又主张变法“不必皆从西法”。皮锡瑞主张变法要对症下药，“用药期于瞑眩，而昧者用之，则病增”。他一再批评时人“必效西法”、“尽从西学”的变法之论，说：“予谓效西法而不能实事求是，仍无济，即废八股、试帖，不过用《申报》文字耳。”（《师伏堂日记·乙未年正月初十日》）例如见到《公车上书记》后，他对康有为倡言变革的激昂意气极其敬佩，但对其改革方案不甚赞同，认为“仍是《申报》议论，用夷变夏，未能探其本源”（《师伏堂日记·乙未年七月初二日》）。所以，他说：“中国当此变局，势不得不变法，而欲一切效法日本，其势又必不能不过托之空言而已……中国自有教旨、学派，二千年来，信从已久，岂能尽弃其学，全仿西人西学近乎格物致知，孔孟程朱虽未见过此等专门之学，而其理已具于格致。中西之学，源流各别，而能多读中西之书，深究其理，以观其会通，则亦未尝不可相通，兼讲西学，以补中学，可也；尽弃中学，专用西学，不可也。”（《师伏堂日记·戊戌年三月十四日》）他看到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孔孟程朱无用，想以西学取而代之，所以在南学会第四次讲学时专门就此发表演讲，申明孔孟程朱并不迂阔，对那些以为孔孟程朱不足师法、专讲西学方有实用的才俊之士，作了十分严厉的批评。在南学会第九次讲学中，他明确提出“千古不易者，道也；历久必变者，法也”的命题，认为法制积久往往生弊，必须随时变革，天道人伦则万世不变。他将变法与变道截然分作两事，既用以驳斥某些人的顽固不化，同时也反映他本人的思想状态和认识水平，即主张随时变更弊政苛法，不能轻易更改纲常伦理等立身之本。

二、基于今文经学的学术思想

皮锡瑞“三十乃始治经，研精覃思，更三十年，著书百卷，成一家言”（《皮鹿门先生传略》），从而成就了他在晚清经学领域的学术地位。他不仅是近代今文经学的总结者，而且也是20世纪初年从事系统的经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其整个学术思想，以今文经学为依归，经世致用为取向，对后世梳理、评定近代经学以及深入研究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及其学术思想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奋力著作。终其一生，共撰成的经学著作有：《经学历史》一卷，《经学通论》五卷，《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古文尚书疏证〉辨正》一卷，《〈古文尚书冤词〉平议》二卷，《〈尚书大传〉疏证》七卷，《〈尚书中候〉疏证》一卷，《王制笺》一卷，收入《伏师堂丛书》和《皮氏八种》。此外，还有《礼制浅说》二卷，《春秋讲义》二卷，《左传浅谈》二卷，《〈孝经〉郑注疏》二卷，《郑志疏证》八卷，附《郑记考证》及《答临孝庄周礼难疏证》、《驳五经异义疏证》一卷，《六艺论疏证》一卷，《三疾疏证》一卷等。

二是今古文经学判若分明，严守今文经学家法。关于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分别，皮锡瑞是这样阐述的：“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而至刘歆开始为古文经设立学官后，二者“非为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前汉今文说，专明大意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经学历史》）。关于在今古文争论焦点之六经究竟是谁所作问题上，皮锡瑞明确指出：“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经学历史》）他认为“五经”乃孔子传世之作，其中《易》、《礼》二经乃孔子所作，而《诗》、《书》、《春秋》乃经孔子整理、删定而寓以“微言大义”。因此，皮锡瑞认为，“必以经学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经学历史》）。关于在对孔子的评价问题上，皮锡瑞则认为孔子是“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经学历史》）的“素王”，对古文经学家尊周公抑孔子的做法极为不满，他鲜明地指出：“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定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经学通论》）

三是极力主张阐发经学的“微言大义”。今文经学自董仲舒以来，认定五经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尤其是《春秋》重“义”不重“事”，皮锡瑞对此深信不疑，他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经学通论》）他还认为公羊家的孔子素王说并不存在异议，素王当指《春秋》（即以《春秋》当新王），而非指孔子，“素，空也，谓空设一王之法也”（《经学通论》）。《春秋》既立一新王之法，这对于当时来讲，就是“改制”，于是孔子学说中就有了“改制”的内容。那么，孔子理所当然也就是改制的倡导者与支持者。这一理论在晚清内外交困之际，自然为主张革新变法的人士所欢迎。

四是总结性地提出了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目的。他说：治经“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
三、当知后汉古文经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当知宋晋以下，专信《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传》，而大义微言不彰；五、当知宋元经学虽衰，而不信古文诸书，亦有特见；六、当知国朝经学复盛，乾嘉以后，治今文者尤能窥见圣经微旨”。认为“执此六义以治诸经，乃知孔子为万世师表之尊，正以其有万世不易之经；经之大义微言，亦甚易明”。同时还强调“治经者当先去其支离不足辨，及其琐细无大关紧，而用汉人存大体、玩经文之法，勉为汉时通经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与迂而无用乱经矣”（《经学通论》）。

三、“学术与政术相通”的学术特色

皮锡瑞作为晚清一代经学大师，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有感于清季民困时艰，与当时的变法志士颇为同气相求，但他的治经风格，既不遵循常州学派治“公羊”的路数，也不像廖平、康有为那般偏执夸诞，而是善于总结前人旧说，朴实平正，实事求是，既务求经文之今文家正解，而并不是把治学单纯当做政治宣传的工具，正如齐思和先生评价的，“皮锡瑞实事求是，不尚武断，尤集清代今文学之大成。……其工作之细密，态度之矜慎，绝不在乾嘉诸老之下，却能发扬绝学，张皇幽眇”。由于受到嘉道以来经世之学的影响，他明确提出了“学术与政术相通，期于切实有用”的主张，所以，他的学术也就成了一种“有体有用之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特个性。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当党同妒真”的治学原则。清代今文经学在治经路径方面，常州派有随意解经的之意，廖、康之辈有主观附会之说，而皮锡瑞另辟蹊径，提出解经要坚守实事求是、绝不党同妒真的原则（《皮鹿门年谱》），反对那种穿凿附会、主观臆测，根据个人喜好而断章取义的做法，认为治经应该做到持论公允，言必有据。他在评价王闿运治经时说：“王先生说《易》先通文理，不用象数爻辰，其旨亦本于焦理堂而推阐之。《诗》不主《毛》，亦非尽用三家。《春秋》兼用《公羊》、《穀梁》新义，间出前人之外。《礼经》尤精，说《易》及《诗》，皆以《礼》证之，故其说虽新而有据，异于宋、明诸人，与予说经之旨相同，惟予不敢过求新异耳。”（《皮鹿门年谱》）正是本着这种“不敢过求新异”、朴素严谨的作风，皮锡瑞每设一议，往往论据充足，能阐发幽隐，发前人之所未发。例如，他虽认同、坚持公羊家的一字褒贬说，但一字褒贬，并不像旧时经师所说的那样泛滥，似乎每用一字，俱有褒贬；而是一些特定场合的特定用语。他说：“圣人之作《春秋》，其善善也长，其恶恶也短，有一字之褒贬。三大夫之书‘及’，所谓一字之褒；弑君之臣，一概书弑，所谓一字之贬。”（《经学通论》）
二是提倡“学宜通达，不宜狭隘”的学术风格。皮锡瑞深知，一个学者如果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以大度的胸怀、开阔的视野对待一切学术，以求同存异、融会贯通为学术宗旨。他说：“无论何种学问，皆贵自有心得，不必徒争门户，是己非人。”（《师伏堂日记·戊戌年正月二十四日》）尽管他宗今文经学，但并不排斥古文经学，主张汉宋兼采，打通汉宋门户之见。他在总结清代经学时说：“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穀》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文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经学历史》）由此可见，皮锡瑞对有清一代的经学汉宋兼采的发展趋势是持赞许态度的。又如讲《诗》只是认为“三家诗”胜过《毛诗》，说《尚书》信奉《尚书大传》而不斥《古文尚书》，治《礼》宗《礼记·王制》而认定刘歆《周礼》过于武断，治《春秋》尊《公羊》而不排斥《左传》、《穀梁》，认为“三传”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并行不废，学者可以斟酌选择。另外，在对待中西文化冲突方面，他从西学中源的角度出发，提出融会贯通的思想主张，他说：“中西之学，源流各别，而能多读中西之学深究其理，以观其会通，则亦未尝不可相通。”（《伏师堂日记·戊戌年三月十四日》）“西法合于《周礼》，公法合于《春秋》，久经通人考定，并非附会……圣人之作《春秋》，非为西人，西人亦未必曾读《春秋》，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理不异，自然暗合。”（《伏师堂日记·戊戌年八月初五日》）尽管他的西学中源显得苍白，而论说的中西二学本质相通，主张二者相互融合，在他那个时代确有现实意义。

三是注重“学术与政术相通”致用精神。作为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认为六经与政事密切相关，六经所含的“微言大义”是为政事服务的，这也是六经非史的根本所在，因此治经不能停留在训诂考据而应发掘其中的“微言大义”，并加以发挥，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他说：“凡学有用则盛，无用则衰。存大体，玩经文，则有用；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无用。有用则为人崇尚而学盛，无用则为人所诟病而学衰。”（《经学历史》）他极力推崇汉代经学，认为：“通经所以致用，汉人治经，皆切于用，故经学莫盛于汉。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诗》三百五篇当谏书，以《洪范》五行传警人主，此皆汉儒微意。”（《师伏堂日记·戊戌年八月初七日》）可见，其强调通经致用重要性溢于言表。尤其是面对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中西冲突，皮锡瑞明确提出“学术与政术相通，期于切实有用”。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讲汉学者，过于琐细，琐细无用；讲宋学者，失于空虚，空虚亦无用。今当务其大者远者，不能不驰域外之观，急宜讲求古今事变，中外形势，方为有体有用之学。”（《师伏堂日记·戊戌年一月廿四日》）在此，他一再提醒学者，无论汉学宋学，当务之急应该求古今事变，究中外形势；认为历史上的诸葛亮、范仲淹、曾国藩、唐鉴、罗泽南、左宗棠、王夫之、魏源等人是经世致用的典范，值得学者发扬光大。

如果说通经致用是皮锡瑞经学一以贯之的学术精神，那么，这种精神的实践表现就是他的“孔子改制说”和“孔教救国论”。

皮锡瑞认为：“所谓‘改制’者，犹今人之言变法耳。法积久而必变，有志之士，世不见用，莫不著书立说，思以其所欲变之法，传于后世，望其实行。”（《经学通论·春秋》）从而他就认定孔子是改制者，说：“孔子周人，其平日行事，必遵时王之制，若著书传后，不妨以意损益。答颜之为邦之问，兼取虞、夏、商、周，此损益四代之明证。……圣人所命制作，非学者所敢往，然后世著书者，实莫不如是，特读者习而不察耳。”（《湘报·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八次讲义》第三十五号）他还将《春秋》的“微言大义”概括为：“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改立法制以致太平”，并将之与“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的“素王”说相结合，开启了后来“素王改制说”之思想先河。可见，在皮锡瑞看来，孔子虽然无帝王之位而无改制之权，但可以“素王”其名而为改制之言，删定六经，以事指义，使后来有改制变法之人取法于此，从而成就改制变法之实。

至于“孔教救国论”，皮锡瑞认为这是由“孔子作经传世说”衍生而来的。孔子删定“六经”以传后世，是为保证后世社会世代内圣而外王、外王而内圣之道统而不失，“六经”是保国保种的根本大典。他还从开民智的角度加以论述：“今欲保种，先求开智，宜以印度、波兰、越南为前车之鉴，而勿蹈其覆辙。中国所以为礼仪文明之国，皆汉以来信从孔教之力也。”而时下的中国，由于西方势力的大批涌入，特别是西方宗教的日益渗透，蛊惑人心，使得数千年来的道统发生动摇而岌岌可危，“以时势而论，彼强我弱，彼教夺我孔教甚易，而以孔教变彼教甚难。孔教无人传海外，其知有孔教者，不过在中国教士教人，是孔教之传于彼者甚狭。彼教既遍传中国，其势必争孔子之席，又恐争不能胜，而取孔教之精理名言以入彼教，则彼教之及于我中国者更广。”所以，他最后得出结论说：“今欲保教，急需讲明孔教义理，使人皆灼知孔教与天主教之异同，不致被外教所煽诱。”（《湘报·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六次讲义》第四十四号）

可想而知，皮锡瑞极力宣讲的“孔子改制说”和“孔教救国论”，在晚清那个求变、求新的语境之中，不仅迎合了当时兴起的变法思潮，为当时的变法维新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减少了推行过程中的阻力，而且也是对传统知识分子面对西学东渐，中学将何去何从的忧患情结的阐释。

作为晚清经学之集大成者，皮锡瑞的主要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重在他的《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之中，尤其是他对《春秋》之今文经学的研究，在晚清同一学派领域中，应该说是独树一帜的。《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了传统《春秋》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他对古、今文两派的学说做了严格的梳理，其学术系统性极强。他虽然站在今文家的立场上，也并非一味地偏袒今文学，尤其是对公羊、何休等一些不合理的论点、提法也并不随声附和。正如赵伯雄先生所言：“他虽然有鲜明的今文立场，但所论种种，门户的色彩并不强烈，因此，他应该算是清末今文家里较为持平的一位。但他只是一位学者，一位经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鼓动家，故他的学术在当时影响比较小，在这一点上与康有为等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皮锡瑞博贯群经，创通大义，今文经学，造诣尤深。所著《五经通论》，胪列心得，示学人以途径；《经学历史》，尤为经学入门之作。主张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当党同妒异，对各家持论公允，为晚清经学大家之一。又工诗和骈文。所著《师伏堂集》，刊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多收青年时代作品，计有骈文4卷、诗6卷、咏史1卷、词1卷。又著有《尚书大传疏证》6卷及辑有《师伏堂丛书》《师伏堂笔记》《师伏堂日记》等。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
（1908年3月6日），皮锡瑞去世，终年59岁。葬长沙南郊冯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