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流失之殇

近代中国在西洋坚船利炮威逼之下被迫打开国门，风雨飘摇的清帝国屡遭列强宰割。在割地赔款之余，大量国宝惨遭劫夺。这一悲剧过程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圆明园之劫，造极于清末，无数记录了中华文明和艺术发展的国宝流失海外。日本历史学者富田升教授撰写的《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以义和团事件为焦点，分析了近代国宝的外流规模和渠道，并揭示了其影响。

      1900年，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由，英、俄、日、法、意、美、德、奥等八国出兵中国。 8月15日，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之后，联军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各国士兵大肆抢劫，洋人、土匪也纷纷趁火打劫。皇家宫室、宗室宅邸、富人家宅无不蒙难。到1901年8月联军全部撤离时，京城已经满目疮痍。被劫夺的战利品有些被就地拍卖，有些被运回本国。《女史箴图》《平定西域战图》等流失海外，甚至钦天监的天文仪器也被德、法两国劫走。大量珍贵文物被劫被毁，其中不得不提的是1900年6月23日，位于东交民巷附近的翰林院遭遇火灾，保存于此的《永乐大典》损失307册，《四库全书》烧毁46000-47000本。其他散佚古籍珍本、密藏文书无算。许多不知这些书籍文献之珍贵的西方士兵甚至将书页当作厕纸。

      清室逊位后，社会动荡，很多国宝再度外流。如恭亲王感到时局不稳，将大量藏品出售。清朝高官端方在辛亥革命中被杀，其收藏的青铜器随即流失海外。为维持宫廷开销，仍居住在紫禁城的废帝溥仪也抵押或出售蓄积的宝物，内府甚至在紫禁城内举办拍卖会。至于太监监守自盗，夹带文物出宫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曾经深藏宫中，秘不示人的诸多文物面世，大量出现在市场上。《清明上河图》《寒食帖》《韩熙载夜宴图》等珍宝就是这一时期流出宫外，为世人所知的。

      此外，20世纪初，甲骨文、青铜器、唐三彩等大量文物出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这些文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研究，而是大量流失海外。

      本书并非对所有近代流失海外国宝的罗列和介绍，而是侧重讲述晚清到民初国宝流失的方式、渠道，及其影响。通过运用100余篇亲历者证言、90余幅图片、20多张文物交易数据表，本书再现了当时文物大量流出的图景。

      这一时期，日本古董商瞄准商机，进入中国，在国宝外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尤以山中定次郎、茧山松太郎等人为翘楚。他们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大量搜罗文物，然后销往日本和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市场，获利丰厚。以山中商社为例，其1906年到1909年间，各年度进货量在130到180件左右，有陶瓷、佛像、书画、玉器等，品种繁多。通过日本古董商为中介，大量国宝被海外收藏。书中分析了这些古董商的交易额、运用大量图表展示了流失文物出口、收藏、展览和拍卖的情况，系统梳理了国宝外流的过程、渠道，呈现了当时国宝流出规模之大、数量之多。

      在一片混乱中，随着宫中秘宝的现世，其中很多甚至连普通国人都不知晓的文物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从而编织出了中国古代美术的全貌。对于日本来说，明治时代之前接触到的并非中国传统主流美术，与按中国审美意识流传下来的正统中国画性质截然不同，更不曾接触到造型古朴的青铜器。由此形成的审美价值观壁垒使得中国正统书画一度难以进入日本。因此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曾三次被带到日本却没有买家。直到在古董商推动下，中国国宝大量流入才让日本近代鉴赏美术发生了转型。因此这一过程也是日本对中国正统美术的接受过程。

      此外，19世纪后半期，欧美对日本美术品和物品曾显示出极大兴趣，印象派中诸多名家如莫奈、梵高等人都受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但随着中国文物大量外流，欧美艺术界逐渐发现日本美术工艺品的源头在中国，并惊叹于中国美术品的发达程度，于是欣赏趣味也转向了中国，这导致了此后中国美术风靡全球。

      文物流失是中国文明的创口，大量海外流失文物至今仍令国人扼腕叹息。但诚如书中所说，大量珍品的散播，客观上带来了世界对中国美术、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促进了文化交流。正如富田升在书中感慨的那样，中国美术“达到一种真正的普世之美，其魅力甚至使掠夺者臣服，连近代西方都毫不例外，这就是中国文明，这就是其魅力所在。”但终究，我们还是期待有朝一日，这些文物能重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