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五世纪前后，东方和西方同时出现了以发现人的个性和世俗生活欲求为特征的个性解放思潮。世界近代文化的开端，就此拉开序幕。欧洲的文艺复兴，高举的是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这不仅仅是人文主义者的口号和策略，而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确包含着丰富的世俗化和人文化的思想资源。欧洲现代文明的主导地位在十八世纪得以确立，而中国却比之缓慢了近两百年。导致这种差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近代欧洲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承，无疑是重要的原因。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人不仅要追求精神和灵魂的完满，还应该有物质和肉体的需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具有感性智慧的人，经验主义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古典时期的“人”，是具有道德责任的人，形而上学是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启蒙时期的人，是具有理性认识的“人”，唯理主义是那个时代的哲学。浪漫主义时期的人，是具有先验自我的人，唯心主义是这个时期的哲学。
如果说欧洲的十八世纪是理性的世纪，那么十九世纪则是科学的世纪。作为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相结合的科学，开始成为判断一切价值的标准。科学的出现，标志着以往的一切价值，首当其冲的是信仰，受到近代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击。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说明了人的起源问题，对于上帝造人说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在科学面前也受到动摇。人成为了客体，自然界诸生物中的一种。
二、
十九世纪，最高价值出现了空缺，这一时期的哲学表现出明显的悲观主义色彩。黑格尔将理性哲学和形而上学推向了顶峰，这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完结。费尔巴哈、孔德和马克思分别从唯物、实证和科学方面，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批判。他们将哲学的方向，由抽象的思辨转向了社会实践领域。与此同时，以叔本华为代表的悲观主义哲学，开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流行起来。
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社会的人”，那么叔本华则发现了“意志的人”，这两个方向对20世纪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叔本华对黑格尔几乎持完全的批判态度，他以生命意志取代了绝对精神的地位。由于他的哲学不再关心本源，必然会导致悲观主义的结论，这实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尼采接受了叔本华的意志论，但是并不满意他的悲观主义结论。他创造出一种带有积极乐观精神的意志哲学，彻底的倒置了柏拉图主义。
尼采将西方哲学带入到一个新的时代，紧随着他的脚步，出现了三位伟大的思想家——柏格森、弗洛伊德和胡塞尔。柏格森将意志哲学发展为生命哲学，以直觉和体验取代经验和理性的认识论优先地位。弗洛伊德从心理学方面发现了无意识，其实这不过是对生命意志的精神分析学表达。而胡塞尔则以本质直观取代了逻辑演绎，在消融主客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和“重返生活世界”的思想。
作为世纪之交的思想家，柏格森、弗洛伊德和胡塞尔，意图将世界的本体和认识的基础，建立在生命的直觉和本能之上，这仍然是以意志为核心的形而上学。从叔本华到胡塞尔，西方哲学实现了由主客二元论的对立到意志一元论的和解。传统的柏拉图主义，实现了由精神到身体，由理性到直觉的倒转。胡塞尔的现象学，对存在主义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胡塞尔的后期哲学，由回到事物本身转向回归生活世界，人的“生存”问题由此成为哲学的中心。
三、
“人的本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提问方式。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发现，也就是人的本质不断被认识和揭示的过程。在十五、六世纪，感性经验的人，是经验怀疑主义的回答；在十七、八世纪，逻辑理性的人，是理性形而上学的回答；在十九、二十世纪，意志直觉的人，是意志生命哲学的回答。在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文明反思几个时期哲学流派的回答中，人的本质依次被看做是感性、理性和意志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依次是“感性经验——逻辑理性——直觉体验”的，这是形而上学的抽象认识。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存在更具体一些，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到了存在主义哲学那里，“人的存在”问题取代了“人是什么”的问题。人的本质变得无关紧要，人到底该怎样生活，即人的“存在”和“生存”，成为哲学探讨的首要问题。
存在主义哲学抛弃了形而上学，无论是柏拉图主义，还是尼采主义。“存在先于本质”，这是萨特的回答。人不再是“什么”，而是一种“怎样”。“自由选择”成为了人由虚无向存在而生存的方式，萨特提出的是一种生存论。由个人的生存到集体的生活，萨特后期试图将存在主义的“个体人”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人”结合起来。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强调行动和实践。海德格尔在宣称形而上学的终结时，并没有放弃哲学对存在本源问题的追问，只是放弃了那种本质主义的提法。从对“存在”的追问开始，他重新回到了思想的源头——诗和艺术，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四、
存在主义哲学家，不是偏爱诗歌，就是喜欢小说和戏剧。当他们发现形而上学就是西方哲学时，不得不放弃“哲学”的书写方式，而试图以“前”哲学，即诗和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哲学思想。这种表达方式在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那里就已经初露端倪。而在存在主义之后的西方哲学家那里，体现的就更为明显了。
列维•斯特劳斯采取的是“神话学”的方式；福柯采取的是“考古学”的方式；罗兰•巴特采取的是“符号学”的方式；拉康运用的是“精神分析”的语言；德里达对哲学文本，采取的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解读。如果我们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哲学，看作是西方哲学的真正终结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哲学则是一种“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女权主义和日常生活批判，跟传统的西方哲学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了。
哲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思想的结束。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现代哲学家们的书写和思考方式正在向一种修辞化、文学化的方式转变。那么二十世纪的文学家们，则正在承担起以往哲学家们的思考任务。萨特和加缪的哲学，更多的体现在他们的小说、散文和戏剧之中。《存在与虚无》的受欢迎程度，远远不及萨特的小说和戏剧，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加缪的《西绪弗斯的神话》不是用散文的形式写出来的话，其命运也会与《存在与虚无》相同。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有多少诗化的成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有多少哲学的成分，几乎难以辨明。而卡夫卡的小说，对二十世纪哲学家的影响也是难以理清的。文学的思想化和哲学的艺术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自柏拉图以来的现象与本质，诗歌与哲学、原型与摹本之争，不是以哪一方的胜利而结束的，而是以双方的和解来完成的。当思想再次返回到对“存在”的追问，当诗与思又一次融合在原初的思想之中，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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