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过平房，东北小镇上很普通的那种平房，炕是北方普通的炕。我在这里出生，和爸妈哥睡在这个炕上。我看过我妈在上面弓着腰缝被子，也见过姥姥去世时，我妈躺在炕头哭。
我对这个平房印象深刻，因为我在这里一直住了十二年。
我记得那厅，我经常在那里听评书。我在厅中央摆上几个椅子，坐在前面开火车，小小的人儿玩得不亦乐乎。
我记得那厨房。厨房冬天漏风，碗一层层结冰冻住，得倒热水才能化开。一个扎两个麻花辫的小女孩早上悄悄起来，围上围裙学妈妈给家人蒸馒头。
我记得那院子。我羡慕邻居家有菜园，可以随手摘西红柿和黄瓜吃。我爸于是专门为我开辟了一块地，里面种上五颜六色的“稍树梅”，算是圆了我的“田园梦”。
我记得门前那条马路。在那条路上，我学会骑车。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膝盖擦出了血，新裤子摔破了“皮”。夏天，粮库在马路上晒玉米，金灿灿的米粒在阳光下闪耀。有小孩趁在上面打滚时，偷偷抓两把塞进口袋，转身去爆爆米花。
日子好了，我们从平房搬到楼里去了。六层，六十平米，两室。我常站在阳台看楼下小孩嬉闹。正是在这个房子，我发现内裤上出现斑斑血迹，我妈给我掂上厚厚的卫生纸，我以为我要死了。也是在这个楼房，哥哥开始青春期叛逆，和我爸吵架。
我家再换到一处宽敞的楼房时，我高中了。我开始住校，周末回家。我回家后总是从窗口朝下望，看我喜欢的男生是否经过。有一天我逃课，到家时拿钥匙开门，我妈从里面将门打开，吓我一跳。
在沈阳工作后，我住亲属家，心境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寄人篱下。从那以后，我对林黛玉的多愁善感更加理解了。
从亲属家搬出来，我住进一个杂合院。院里有一口井，富有市井之气的沈阳老百姓就在那里洗菜刷牙。我的隔壁住着姐弟俩。夜深人静时，我听见姐弟吵架。这个院旁边是鲁迅公园，很多人在那里打麻将。
后来，单位一个同事的妹妹同情我住茅草屋，在她工作的大学宿舍给我找了一处床位，每月九十元。我在学校食堂吃，去教室看书，认识了一些朋友，还考了研。
因为我读了一个书又一个书，所以算起来，我住过最多的地方是大学宿舍。我住了多少年大学宿舍啊，宿舍见证了我的青春、梦想和成长。
再后来，我去北京，不出所料，还住大学宿舍。没办法，总有高校的亲友帮我。
那时侯，我认识了我老公。他住地下室，地下室房主是个寡妇，有三个风华正茂的女儿。她想，这个安分守己的理工男总会和她的一个女儿谈对象吧，可理工男领回去一个我。
我们在东三环边上的塔楼和另一对同居的青年男女居住。男孩给楼盘做建筑设计。他说远洋风景七千元一平米，我们摸摸口袋里的月薪，觉得哪里买不起。现在，房价涨到三万三。
我们在西二环买了一个二手小一居，蜗居了几年。在那里，我们躲过了非典。
我参加工作，发现怀孕后，我们在医院附近租了一个一居室。那时侯，我安心怀胎，工作顺利，夫妻和睦，真是岁月静好的两年。
孩子一岁后，我们换了一处大房子。装修工人将楼板凿漏水了，楼下的邻居千方百计来刁难，我们赔了钱又要重新搞装修，还生了一肚子气。那个经历让我领教到北京土著的匪气。
我去美国时，和一个南京女孩住公寓。她对我很好，但她性格太冷了。在美国时是冬天，我想和温暖的人在一起。我后来搬出去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男的是上海移民二代，女的是有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他们的女儿是从湖北福利院领养的一个中国女孩。在那里的四个月，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温暖。
后来我移民到加拿大，在家庭旅馆住了四十二天，认识了几家移民朋友，友情持续到现在。
现在，我们住加拿大一处普通的独立屋，什么都挺好，就是偶尔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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