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得知杨柳先生到宜宾白酒学院担任执行院长，很是为他高兴——“转战”多个领域，都有所成。感叹之余，又记起与他关于为人为事为学的一次闲聊，他说，（你们）搞行政工作的，除了当官，还能做什么？作为曾在省社科院工作，还先后担任过《四川财贸经济》常务副社长、《名酒世界》总编，出版有《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等专著及市场实践经验的杨柳先生，似乎有资格这么调侃一下，即便有失偏激，但确实是切中了我们一些行政干部的软肋。
这种现象的形成，应该与理念、作风及其之下的能力与素养不无关系。
记得当年曾有领导提出，要在十方堂邛窑遗址下游老南桥附近建一座两三米高的拦水坝（甚至还有提出要在上游葫芦湾附近建三十米高拦河大坝的），以蓄水成湖打造景观。如果这些个规划一旦实施，不仅会使一道僵硬的混凝土大坝耸立在古朴的老南桥旁边或邛崃城西，而且南河两岸直至黄坝大桥以上必须修建相应的河堤，以防止蓄水及洪水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邛窑遗址的毁损及城区的安全，整个邛崃城区河段的自然水岸线、河道肌理、沿河景观及水环境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上级文物部门从保护文物出发，大力沟通、协调，提出了建设自然低矮翻水坝的替代建议方案。直到十来年后才有了今天沿河两岸的文化与景观打造。否则，恐怕就没有了现在自然生态的河滨公园，甚至邛窑遗址公园也不是眼下的模样，而且长期的河道淤积还将对防洪及整个南河的水环境生态造成极大破坏。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因为疏于对现代知识、现代理念的学习与跟进，更难得听取和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想当然地提出诸如拦河造湖之类貌似时尚，实则落后的规划理念与项目，那是很难成其事或者成其为以后的麻烦事，乃至难以逆转的坏事。
这种现象还有另外的表现形式。一些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抱守着传统思维模式，思想逐渐僵化，灵性慢慢丢失，难以适应创新型社会及创造性工作的需要，假如面临新的工作挑战或有意无意地被抛出体制之外，往往就无所适从。改革开放以来，下海的机关干部应该不在少数，而十之六七都是狼狈上岸，困顿不堪。那些因“犯事”而走向社会或市场的，大多也因理念或专长的缺失而被市场和社会所边缘化。即使在体制之内，那也只是按部就班地混日子，很难在工作或事业上有所作为。我认识一位领导，凡讲话作报告都是四点，每点之下又是三四点，哪怕属下起草的文稿是五点六点 ，都要被他概括提炼、删减修改为三点 ，实在概括不了的，就加一个“另外”。而所讲之事，所做的工作也大多跳不出刻板、教条的“程序”化模式，直到退休都过着毫无新意与情趣的生活。
当然，也有不少行政干部是专业出身，但踏入仕途以后，慢慢就陷于应酬交际当中，在为工作、为升迁奔波忙碌的同时，专业精神与专业技能日渐荒废，成为一个“缺乏专业”的专业干部。到了离岗或退休之时，便在“人走茶凉”而一无所长的失落中导致心理失衡而不知所以。现在的体制中人，除专业技术人员或有所专精者及别的兴趣爱好之外，大多如此结局。
在此，我不由得想起古代的范蠡、陶渊明、苏轼、朱熹们，即使不再为官，还可以去经商、回家种田或教书授徒。而在国外，忽官忽商或别出一路的成功者更是不在少数，别说丘吉尔政治、文学双丰收之类，就是在一战中受伤致残，意外流亡上海的匈牙利人邬达克，身无分文而以绘图谋生，结果还成就了一条建筑设计之路，凭借国际饭店、绿房子、诺曼底公寓等建筑作品，成为上海建筑文化的传奇，还影响了贝聿铭等一批建筑师的成长。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在体制方面——“铁饭碗”！一碗在手何愁终身无食？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争相报考公务事业人员。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关键是能不能克服某种因依赖性而产生的惰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否则，这不仅于工作无益，于事业有害，并将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发展与生活的品质。当然，也有不少先进的例外，比如樊建川先生，走出体制之后，艰苦创业，还创建了建川博物馆，成就一番大事业；哪怕如褚时健，出狱之后也能再次创业，成为“中国橙王”。由此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在根本上可能更关乎个人的认知、修为与努力！
所以，我不禁又想到余秋雨先生及其《身上的文化》，他说：据调查，目前多数退休官员晚年生活质量的差异指标，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没有戏剧、音乐、文学、书法方面的兴趣相伴随。在此之外，我觉得哪怕懂点诸如管理学或真正的管理乃至哲学等其它的兴趣、专长也好，在怡养性情与有所寄托的同时，还能对家庭对社会奉献余热、作点贡献，岂不也是一件美事？
在社会加快发展的当下，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最为缺乏或最需要涵养的，正是现代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及其专长，自然就在事务性工作之外，更难以旁及其他了。因此，作为机关事业干部，还真得认真思考一下杨柳先生的话，为官之外，似乎真该多多修炼、学习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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