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古代城市与城邦
说到城邦，我首先想到的是古希腊。在它文明最辉煌的时候，城邦林立，，所以当有人提到中国的“盛邦说”时，许多人都觉得这荒谬，怎么能拿西方的历史往中国的历史上套呢？事实上，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是用我们现代人的认知去看古代。
中国的文字持续存在，已经使用了两千多年，它有其巨大的正面作用，但有时也会带来小小的麻烦。这个麻烦就是我们常常误以为，两千年来的这些文字所代表和承载的意义都没有改变，然而事实却是，用现代的字义去说古代文献，一定会带来许多误解。比如：“我去长安县了”，这里面的“去”字，现代文指的是到达。而古文的意思却恰恰相反，“去”是离开的意思。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先秦时代的“国”绝对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国”。这个我们后文会重点来讲。
上节课我曾讲过，我们能看到的历史，经过了前人多次的改写和诠释。在不同的时代，人们会戴上不同的眼镜，从历史中看到不同的东西。中国历史的变化发展有一个关键的阶段，造成了古今理解上的大障碍，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六国，秦始皇将中国彻底改造成一个帝国，秦帝国的政治基础是郡县制。郡县制和我们今天实行的制度基本是一致的。我记得赵本山曾经演过一个小品，他在里面饰演一个村长，里面有一句台词他是这么说的：“我跟国家主席就差四级，省长、市长、县长、我！”这是一句比较搞笑的台词，但也说明了我们现在的行政结构，是一级级往下分的形式。郡县制也一样，将庞大的国土划分开来，划成了几百的“县”，然后一定数量的“县”合在一起就是“郡”。秦始皇建立了帝国权力集中制，所以郡和县的管理者，都是由秦的朝廷统一派任的。 这一整套管理制度实行了两千多年，被视为理所当然。由上而下的统领机制，成了政治的常态模式。这样的习惯就容易形成了一个眼光，一个透镜，使人只能从这个透镜中去看历史，这样往往就看不清在郡县制设立之前，也就是没有郡县制的时候，只有封建制的时候，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透镜，还有一个透镜——系统化整理。我们先来了解两个词。第一个是“轴心时代”，意思是几个主要的古文明区，在相近的时间以及相近的发展阶段的那个年代。另一个词是“哲学冲动”，意思是人们相信万事万物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所以一定要找出那种联系的方式或者原则，将纷纭错乱的事物整理起来。
来看看咱们中国，它在“轴心时代”所迸发出的“哲学冲动”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色。
第一个是倾向于以过去的经验，作为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工具。例如，有了战争，受了战争之苦，想要解决战争的问题，就去看看以前发生过的战争，对其作出整理和归纳，从而找出人们想要的答案来。
第二个是，用一种罗列的方法将纷纭的现象编排起来，形成系统。3、6、5、9这几个数字，在这个时代被凸显了出来，任何现象，都想办法给它整理出来个3、6、5、9来。一方面要整理过去的经验，一方面又使用罗列的分类法，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潮流，在那个时代，热衷于整理的罗列方式表达对历史的理解。三皇五帝、五脏六腑、春秋时代的封地太多了，头衔也太多了，最后，整理成“五爵制”：公、侯、伯、子、男。怎么样？看着又干净又整洁吧？
可是世界太大，变化太多，于是又总结推出了“五行”，这可了不得，因为五行是一个庞大且可以无限扩张的系统，实际上就是将世界万物万象，都用“五”来分项统纳。人的脾气被分为了五种；声音也被分成了五种，有个成语就叫五音不全；颜色也被分成五种，青黄赤白黑；最夸张的是季节，春夏秋冬四季，硬生生的在夏天被多分出一段来。这种整理方式，很多时候是不顾现实的，但它却在战国时发展到了极盛。将不容易说清楚，更不容易记忆的历史变化，整理为好书好记的系统，这种习惯也形成了另外一面透镜，扭曲了中国曾经的古史。
让我们把拦在我们与历史之间的这两面透镜拿开，尽力去接近那个最真实的历史。现在我来解一下刚刚我抛出的那个包袱，怎样正确理解先秦时代的“国”？
东周开端时，封建制的体系里有几百个“国”，然后“国”的数字一路减少，直到公元前221年，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那就是“秦”。但“国”是什么？我们现在提到这个字，脑海里很自然的认为是疆域国家，比如中国，美国。但那个时代，“国”没有疆域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吧？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个词的不同之处呢？春秋五霸指的是五个人，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战国七雄指的是当时仅存的几个诸侯国，秦齐楚燕韩赵魏，秦在陕西，齐在山东，楚在湖北，燕在河北，韩赵魏在山西。为什么都是霸主，怎么就从春秋的人名就变成了战国的地名呢？为什么会这样？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间，有过几位真正下苦功的学者，他们将先秦史料彻查过，一条一条的对比，想办法还原画出谷古地图来，他们找到了许多春秋时期有记录的国，在地图上把他们标记出来，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修正观念，那就是春秋的“国”数量惊人，有好几百个。于是一个新的观念被提了出来，那就是“城市国家说”。也就是说从西周到春秋文献上所提到的“国”，其实就是一个“城”！它只是一个“城”，没有领土的概念。
《战国策•赵策》中记录了一句话：“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这句话明确显示了，到战国时代，人们仍然留有对之前“城邦时代”的记忆。古文献中也记录了，武王伐纣一共灭了九十九个“国”，自动臣服的有六百五十二各“国”，大会孟津时，来的也是“八百诸侯”。这些数字都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国一定不大。那就是每一边有几百米的墙围出来的城，城里面住着顶多万人左右的居民。
1998年到2000年，河南焦作挖出了一个周遗址，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北边的城墙295米，另外三边都是270米，城墙的高度约九米。这再次证明，随着夯土技术的普及，筑城已经不再是多么稀奇的事儿了。于是有一个时期，在中国这个地域范围内，大家竞相筑城。两三百年间，绝大部分聚落都重新规划了自己的居住区，改造为以“城”为中心的居住形态。
原先在我们的常识想象中，能够完好发展农业的地方，一定是气候比较潮湿，水土比较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原先认为，古代的黄土高原一定不是现代的这个样，它的植被覆盖率一定很高，只是因为刀耕火种，黄土露出，才变成了如今光秃秃的模样。但事实上，从化石中找出植物孢子，现代化的技术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从中国文明起源时，黄土高原就已经是现在的这种自然条件了。还记得我曾经讲过的中国最原始的四种农作物吗，稷、黍、稻、梁，中国农业在相对干旱少水，缺乏森林覆盖的情况下产生，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中国历史特色。
在中国农业和城的发展关系密切，大约从商进入周这个时期，有了雨后春笋般的普遍筑城现象，人们纷纷移居到城内，有城有人就构成了“国”。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建“国”运动。从这个角度看西周的历史，西周就是由几百个这种小型的“城邦国家”组合而成。
那么我们为什么用“城邦”这两个字，而不是“城市”这两个字呢？还记得我多次提到的美索不达比亚文明吗？那是因为先有了贸易，有了“市”，再由“市”的活动、功能扩张发展出聚居人口，然后又为了保护这些聚居区，开始筑城，所以“城”和“市”总是在一起。但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城”是住人的，耕种在城外。
周朝早期的文献是这样描述的：城墙以内称为“国”，绕着城墙外的叫“郊”，比“郊”在远的叫做“野”，比“野”在外一点是“封”，比“封”再往外是“鄙”。大家看这些称呼，其实很多还留在现在的语言。离城市稍微远一点的，我们现在说郊外；再远点，少有人员活动的我们叫野外；还还有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自谦，常常自称为鄙人。再有有封疆大吏这个词的“封”，显示了一个区域的正式边界。它是和“国”相对应的，“国”指的是人为的界限，而“封”一般以河流或山龟为界，是自然的界限。
这个时代的城里面，最核心的地方，一个是寝庙，一个是社坛。寝庙有三个功能：祭祀，政务，军务。总之，这是统治者聚会的地方。国人集会是在社坛。国人大多是有土地的农人，住在“城”里，只是耕种在郊外，这就使得他们和“野人”不同，“野人”耕在野，住也在“野”。
文献上记载，周厉王残虐无道，引发了国人的批评，厉王就找到了批评者，抓来杀掉，用这种恐吓方式统治，国人不敢再明目张胆的批评了，只能在路上彼此交换眼色，但三年之后，国人起而推翻了厉王，厉王逃到了别的地方。这桩重大事件的主角是国人，国人不是一般的平民，他们住在城里，他们的支持对于统治者来说不可或缺，他们也有能力集结起来推翻统治者。这清楚地显示了国人的重要性。
什么人能成为国人呢？还记得上一本书我讲的封建三要素吗？赐姓，胙土和命氏。国人就是当年武装殖民时候的赐姓人员和商遗民，再加上武装作战和夯土筑城的专业人员。这三种人组成了国人。
前面提到过，每座城约略大小是三百平方米，城周围是约二十公里的“封”，这就构成了一个封国 ，封国与封国之间的地带，就是“鄙”，“鄙”既不属于这国，也不属于那国。《老子》的政治理想中，有一个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其实就是老子想恢复东周之前的情况，国很小，人不多，国与国之间被“鄙”隔开，所以不相往来。但是距离又不太遥远，又能鸡犬之声相闻。
春秋战国时的巨变，其中就是一个“辟封疆”，开辟的辟，就是说把本来画出疆界的“封”给铲除了。国与国之间失去了中间系带“鄙”的缓冲，互相紧邻，彼此争夺，造成了冲突不断。我们回头看，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八世纪，西周维持了长达三百年的和平，这种城与城之间相邻，却又不相交的情况是关键因素。大家都有易守难攻的“城”，阻却了掠夺的动机，各个封国也就能够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致力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提升了，就更不需要去抢夺了，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正向循环。
我再给大家捋一下，周王城的模样绝对不是紫禁城，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区域并不大。其他绝大部分地方都分封给诸侯了。周和后来的朝代完全不同。他是上千个到处散布的，具有相当独立地位的城，借着封建和宗法组合成了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庞大又细腻，松散却又明确，维系了西周几百年的和平发展。
对于这套系统，古代文献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所谓的九服制，一种是五伏制，但不管是九服还是五服，都是由内而外的同心圆，不同的“服”有义务参加不同的仪式，借用不同的仪式来维系其关系。以五服为例，甸服，几天就要参加一次“祭”；候服，每月一次“祀”；宾服按“时”，每个季节参加一次；要服按“岁”，每一年来一次；最远的是“荒服”，没“世”来一次，顾名思义，要么是诸侯死了儿子继位，要么是天子死了儿子继位，一“世”参加一次的仪式。总之，借由仪式的远近安排，标识了周朝上千个城邦的组织原则。每个人都有对上对下的仪式位置，日常参与仪式，也就一次次认知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这是周朝政治运作最关键的力量。
在这套系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爵制”。上堂课我曾简单的提到过五爵制，这堂课我们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公侯伯子男，公和侯地位高是一组，“公”是指的血缘与周天子关系非常近，但辈分比周天子高的人。“候”是立了军功的人。剩下的伯、子、男是一组。“伯”也是亲族中与周天子血缘关系近的人，但他与周天子同辈。“子”，是周天子的晚辈。“男”和“候”一样，也是任务型的封爵，只不过它承担的是更远一点，重要性更低一点的军事责任。
分封赐爵，每位诸侯都有其爵位，爵位就固定了诸侯在这个以周天子为圆心的同心圆中的位置。从西周到中东周，一个重大的变化就在于爵制不再能够充分管束国君的行为，爵制系统的逐渐失效，也就代表着其背后宗法制的危机。本来大家都是亲戚，按照亲戚关系来行事，时间久了以后，亲戚系统太大太乱了，谁也弄不清楚了。纠纷也就越来越多，武力征战就变成解决纠纷的最主要的手段。
原本常态化的一个封君管一个城，守一个城。弱肉强食变成了一个封君会有两个、三个乃至更多的城。于是从西周到东周，“国”的性质与意义改变了，从公元前771年平王东迁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花了500多年的时间，从封建制演变为郡县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帝国诞生了！下节课我们就来详细讲解，从封建到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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