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距离西周结束平王东迁200年的时间，这200年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周天子地位持续下降，与此同步的是，封建宗法制度从松动到逐步瓦解。
我们原来讲过，封建就是封出一个个的城，城与城之间有种种礼仪下，所进行的种种活动。所以，中国的城不像古埃及那样由地理来决定，也不像古希腊由贸易来决定的，而是由城与城之间的宗法关系决定的，也就是亲戚关系。
然而，我们知道，宗法关系几代之后，就会薄弱。各国发展不同，有的国经济实力强大了，有的国军事力量强大了。经济与军事力量的不平等，使得诸侯之间互相兼并，而互相兼并的结果，就使得疆域国家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就是说原来你只有一个城，现在你吞并了好几个城，那城与城之间有着大量的土地，这个土地也属于你了。都是疆域化。
孔子出生时，正是疆域国家的兴起时，这引起了两个矛盾，第一，疆域国家既成现实，封建宗法已失去了政治上的功能，但是那一套规矩还在，并且仍然是贵族教育的核心内容，那么贵族孩子们所学习的知识必然与现实越来越脱节。国君所做的事儿都是破坏秩序的事儿，而且越强盛的国扩张的越大，错的也就越严重。
我们脑补一下画面，这些贵族王官学的子弟们，一边在课堂上学着封建秩序的种种礼仪，一边又亲眼看着自己的国兼并或被别的国兼并，他们一定很困惑迷茫，为什么理论与实际完全不同？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孔子，也是这群迷茫孩子中的一员。
第二个矛盾，封建宗法是一套分层结构，讲究的是上下关系，诸侯扩张违背了原有的上下安排，向上他们不再遵守对周天子的种种义务，向下用侵夺的方式，取消了众多世卿大夫所拥有的独立性。反过来也有世卿大夫做大的情况，威胁到国君。也就是说，诸侯可以不尊重周天子，那世卿大夫也一样可以不尊重国君，反正大家有样学样，封建宗法摇摇欲坠。所以孔子才会说：“礼崩乐坏”。
这两种矛盾造就了人们生活上的困扰与不安，如何节制这种现象就成了孔子那个时代具体而又迫切的大问题。本来王官学的内容就是教会贵族子弟如何依照规范做事，如何依照规范去判断人际关系。但是孔子时代的这群倒霉孩子，却需要在新的环境下有基本的权利意识。比如作为一个世卿子弟，你得保护自己的利益，向上阻却国君的压迫，向下防止大夫的僭越。所以贵族们，王官学虽然教你们按自己的地位做分内的事，但你们要一直傻呆在自己原有的位置上，那就是死路一条。弱国无外交，增加自身的实力才是正道，拉拢有能力的武士或文士，形成自己强大的团队才是正道。
孔子由习礼出身，三十而立，成为了一名老师，他的角色其实也是训练国君或大夫需要的人才。
之前的封建宗法制度中，出身决定了位置，到了春秋时代，就变成了英雄不问出处。
孔子的家世是宋国的贵族，所以每当有人问国君与世卿争夺，你站在哪一边时，他的回答都是：“吾其为东周”，也就是说，孔子效忠的目标是周天子，是周天子所代表的传统周文化。
比如说他用自己的才能帮助了大夫公山弗扰，这个事情的背景是，在孔子的时代中，鲁国一边上升，一边沉沦。说它上升是因为从疆域国家对外的角度看，鲁国是个大国，而且国力还在持续的壮大；说它沉沦，是因为向内的角度看，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三家世卿严重侵夺了鲁国国君的权力。帮助大夫公山弗扰就是牵制狂傲僭越的三家世卿，这样就恢复了鲁国国君的地位。让这些大夫世卿都回到各自的轨道。这也算是曲线救国吧！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他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因为主持母亲的葬礼，而在各国取得了“知礼者”的名声与能力，然后借由“知礼者”的名声有了参加政治的机会，据说孔子的儿子叫“鲤”，是因为鲁昭公赐了一条鲤鱼给他，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孔子19岁时就已经有资格和国君互动了。虽然孔子19岁时就与鲁昭公互动了，但他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在他35岁那年，鲁国大乱。
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提到的鲁国三大世卿，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其中，季孙氏最为猖狂，他故意让一场重要仪式的日期，与国君的一场仪式的日期冲突。明白的逼迫鲁国的重臣大夫必须选择站队，看你是站在鲁昭公那边，还是站在我这边，结果只有两位大夫去了鲁昭公那边，其他的都乖乖的道季孙氏的场子来表示效忠。
鲁昭公大怒，就去攻打季孙氏，结果季孙氏联合孟孙氏和叔孙氏打败了鲁昭公。昭公出亡到齐国，孔子随行。
到了齐国发现，齐景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齐国强大的世卿陈子，势力也直逼齐景公，而且齐景公又因为对儿子的偏心，迟迟不愿将他不那么喜欢的嫡长子立为太子。奇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了八个字，流传至今。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后世全都理解偏了，认为国君就是要压过臣子，做儿子的必须听老子的话。实际上，这八个字的意思是，国君就要做国君应该做的事，臣子就应该做臣子的事，父亲就要尽到父亲的责任，儿子也应该履行儿子的义务。那这句话的背景是，让齐景公按照立法将国君的位置传给嫡长子，是让君臣父子按照位分做事，而不是后世理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意思。
孔子给了精确的政治建议，直指齐景公关键问题，但齐景公做不到，也就不愿意用孔子，这样，孔子又离开了齐国，回到了鲁国。
回到鲁国后孔子发现，风水轮流转，当年不可一世的世卿季孙氏，被他底下的大夫为逆对抗。
公元前517年，季孙氏的掌门人季平子逼着鲁昭公出亡，12年后，季平子去世。季平子去世后，他家的大夫阳虎，挟持了季平子的儿子季恒子。而叔孙氏那边也不太平，他的大夫公山弗扰也越发强势，还找上孔子帮忙，孔子一度动心，被子路强烈质疑，所以才留下了“吾其为东周”这样的解释。帮还是不帮？孔子既犹豫又挣扎，帮大夫就能牵制住世卿，让国君喘口气儿，但是帮的行为本身就是僭越。
到了鲁定公九年，“三家”受形式所迫，气焰收敛了不少，向鲁国国君和底下的大夫让步，让步的姿态之一，就是让鲁定公出面任命孔子为中都宰，进而升为大司寇，短时间内，孔子在鲁国官场上的职位快速上升，管辖的事务也快速增加。
孔子担任大司寇时，参加了夹谷之会。夹谷之会是在齐国境内举行的，齐国的目的，是以打击不守规矩、破坏和平秩序为由，逼鲁国结盟。具体来说，齐国但凡出兵，就要求鲁国派300乘的兵力参加，这是不平等条约，所以在会前，齐国害怕懂“礼”的孔子搅了局，于是故意制造混乱，弄了一些群众演员，来突袭会场抗议骚动，想让鲁定公在混乱中签字画押。
但是他们太小看孔子了，一来孔子不是胆小的人，二来孔子也不笨。
外面骚乱一起，孔子立即看穿了齐人的把戏，直接指责对方：“两国国君举行高峰会议，你们却找来这些人捣乱，这算什么待客之道？”孔子反而找到了坚持“礼”的原则的机会，训斥齐景公：“再不懂礼的国君都应该知道，盟会之礼有最基本的原则，“盟”是诸侯与诸侯之间最高层次的互动，不得受其他低阶人士的干预，还有“盟”必须在和平状态下完成，不能以武力相逼，如果今天的事传扬出去，人家知道了齐国连这样的原则都不遵守，其他诸侯谁还愿意再听你的呢？”孔子靠着“知礼”，以礼的权威逆转了局势，逼着齐人尴尬地将外面的那些群众演员驱走。
平息了此事，齐人也不客气，掀开了此会的底牌，就是齐国一旦要对外战争，鲁国必须派兵支援，并且说鲁国如果不派兵，就等于违背了“盟”。
孔子一看就“呵呵”了，于是说，当年阳虎出亡投齐，齐在帮助阳虎的时候占了鲁国三座城，那么请归还这三座城，盟约就成立，这个条件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你们齐国不是想当国际警察吗？想维护国际间的和平秩序吗？我们很愿意帮助你们进行国际警察的任务，但是同时我们得先报个案。把当年我们鲁国的大夫逃亡到你们齐国，给你们齐国带去的那三座城，还给我们吧！
这样提议让齐国很难拒绝，于是原本齐国设计来逼鲁国就范的夹谷之会，意外的逆转了。齐国碰了一鼻子灰，还不得不归还原来占有的三座城，这是孔子了不起的外交成就。
夹谷之会后，鲁定公12年，孔子又有了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这次是内政上的，就是主张并执行“堕三都”！“三都”就是那三家世卿的三座大城，“堕”就是要拆掉这三座城僭越加盖的那部分。恢复其原来的规模。就是要拆掉违章建筑。
三家之中，季孙氏和叔孙氏同意，因为他们宗庙所在的城，都落在底下大夫的手中了，堕三都非但无害于他们的权利，反而帮助他们抑制了嚣张的大夫。但是孟孙氏不同意，因为他的城靠近齐国边界，有防御的意义。
见孟孙氏不同意，鲁定公下令武力解决，结果打了败仗，这样孔子在鲁国的政治前途也就终结了。
次年也就是鲁定公13年，孔子开始了周游列国。也就是说孔子周游列国，是因为堕三都的失败，是他在鲁国呆不下去了，于是就带着学生文士武士出亡，看有没有其他的国君或世卿，需要他们的专业服务。
在这里说一下，延续周朝“士”的传统，孔子的弟子中不光有文士，还有武士，他们周游列国也绝不轻松，在陈国两次被困，都是靠武士打杀出来的。
还记得蒯聩之乱吗？孔子从鲁国到卫国，正是卫国情况复杂的时候，蒯聩出亡到齐，卫灵公居然愚蠢到想要攻打齐国，卫国是小国，齐的实力远高于卫。卫国的问题是卫灵公自己制造出来的，把和儿子的关系弄成这样，居然来问孔子攻打齐国的事，孔子一听，失望莫及，于是快速离开了卫。
离开卫以后，孔子及其弟子一度“在陈绝粮”，原因很简单，找不到国君愿意提供生活所需，他们就得饿肚子，并且情况严重到大家都已经病倒了。这里就有了孔子与子路的一段精彩对话。
子路：“君子亦有穷乎”？我们是君子啊，做的都是合乎义理的事儿，为什么我们倒霉至此？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即便身处逆境，也会固守内心的操守，而小人就会胡作非为。（固：守；穷：不得志；斯：就；滥：胡作非为）
这是宁可饿死，也不出卖自己的人格底线啊！还好，后来有叶公出手相救，孔子及其弟子才没有被饿死。孔子在叶公那里呆了一阵子，又回到了卫国，卫灵公去世传位给孙子，后来的事儿我前面讲过了，子路因此死在了卫国，在卫国大乱之际，晚年的孔子到了鲁国，回到鲁国时，孔子名气更大了，连带的人家也就更看重他的弟子。
冉有，是孔子弟子中政治发展最成功的一个。但是孔子骂他骂的最多，甚至说：“非吾徒也”，基本上就是逐出师门，清理门户的意思。这是因为，孔子因为堕三都而出亡，可是冉有却做了季孙氏的家臣，甚至一度执掌了季孙家的政治事务。
自贡，是世俗成就最高的一个弟子，他经商非常成功，赚了非常多的钱，他的财富还为他换来了超高的地位，所到之处，甚至可以与国君平起平坐。
孔子一生并不顺遂，他选了一条少有人迹的道路，30岁之前，他在鲁国未曾有什么可称道的成就，30岁突破的成为一个老师，然后将近50岁在仕途上有所成就，从中都宰到大司寇，但没几年他就开始周游列国。他东奔西走，偶尔才遇到愿意收留他，听听他意见的国君，其他的时间都在路上颠沛流离。十四年后，他又回到了鲁国，因为学生越来越有名，借此得以有较为安稳的晚年生活。孔子死后，靠子贡、子夏、曾子、有诺这几个弟子的努力投入，《论语》编成了，而后又快速的流传，奠定了儒家的地位，如家就是孔门，而且随着儒家的壮大，甚至进一步把原本王冠学中的传统内容都变成儒家的经典和教训了。
孔子不大说“性”与“天道”，在先秦思想观念中，“性”指的是人的天赋，与生俱来的部分；“天道”指的则是人力无法控制，无法扭转的局势。孔子为什么不谈论呢？因为“性”和“天道”不在个人努力范围之内。别忘了孔子是个教育家，孔子在意和关注的，是人如何改造自我，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更丰富的人。
当人们狂呼“打倒孔家店”，指控“礼教杀人”的时候，他们所批判攻击的礼教，其实根本不是《论语》中孔子所认定，所教的礼。孔子的礼是“随心所欲不逾距”，举手投足就自然合宜。
“不学诗，无以言”，这不是简单的说话，而是借由说话来适当的表述丰富的自己。
“不学礼，无以立”，这也不是强调外在的礼仪规范，而是在信念中，制定自己的行为准则，一种生活的秩序。是谁说中国人无信仰？来，我给他讲一讲2700年前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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