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 耶稣会士来华

耶稣会士利玛窦，与众多抵达澳门的西方传教士一样，目标都是来中国内地传教。

利玛窦十九岁时在罗马加入耶稣会，1577年，他告别的父母和老师，离开了家乡，几经辗转后，于1582年8月7日抵达澳门，为了实现进入中国的计划，利玛窦先在澳门学习中文。

但我们知道明朝有个海禁嘛，还比较严格。所以国外的传教士一时无法进入中国内地。

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当时负责在中国的传教事务，他会说汉语，言行举止显得文质彬彬，给中国官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两广总督答允了罗明坚的请求，批允他和同伴进入中国内地，

于是他们脱下了天主教的教服，转而穿上佛教徒的僧袍，通过一番辗转，到了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

肇庆知府当地官员接待了这两位传教士，为了表示友好和谢意，利玛窦向知府赠送礼物，但多被退回，但知府对西方自鸣钟很感兴趣，就定制了一座自鸣钟。

罗明坚和利玛窦选修建了一座两层的建筑作为教堂，名为仙花寺。他们的传教很困难，比如前来参观的民众将怀抱婴儿的圣母玛利亚像认为是送子观音，甚至还有人误以为画像中怀抱婴儿的女子就是上帝。

所以利玛窦又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知识阶层，绘制了世界地图给士大夫当礼物。

中国人由此发现，天下原来如此之大，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天圆地方，地球原来是圆的。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对他们传统的地理观念，乃至世界观的巨大冲击，世界地图成了耶稣会士结交中国士人的重要媒介。

一切看着虽然很顺利啦，但是呢，这种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收到了天主教内部的质疑。所以罗明坚回去欧洲解释去了，结果欧洲变动也挺大，他老人家就在那边逝世了。中国这边，1589年，新任总督突然下令，要求他离开肇庆，六年的努力化为泡影，利玛窦由肇庆移居韶州。

利玛窦继续搞传教，他脱下僧袍，蓄发溜须，该穿中国儒家文人的服装，他开始寻找机会北上，以进入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求得中国皇帝对天主教的支持。利玛窦成了第一个穿上中国儒服的洋教士，他还坚持着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

虽然他一心想找中国皇帝，但那个时候人皇帝都不上朝的。到他终于能够去找皇帝的时候，结果他只能对一张宝座行礼。

还好他有自鸣钟，万历皇帝喜欢。大臣则是对三棱镜感兴趣。

皇帝对他进献的西方器物的喜爱，使他成功的留在了北京，自鸣钟，成了皇帝与利玛窦之间的联系纽带。

之后利玛窦被准许在宣武门内购地，建造了一所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这意味着利玛窦在北京城站稳了脚跟。

虽然利玛窦的传教不是很成功，但是传播西方文化还是很成功的。他和他的中国朋友一起研究西学，并一同将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比如说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这本书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一直沿用至今。

在中国生活期间，利玛窦还研究光学，天体观测、地质学等。耶稣会士从欧洲带来了大量书籍，将西方科学的新成果带到中国，据统计，在华耶稣会士译书达400余种，其中有将近一半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

如今，人们还能在一些图书馆内看到这些著作，由利玛窦开启的西学东渐之风，对中国文化影响广泛，涉及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历法，机械，乃至音乐、美术、语言等各方便，让中国人耳目一新，初步了解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科技和文化成就。

反向输出，利玛窦也深深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计划将四书五经都译成西方语言，但由于精力所限，最后只将四书译成了拉丁文，除了利玛窦，其它来华耶稣会士也将中国的文字、历史、制度与文化向西方进行了介绍，这些书籍在欧洲广为流传，成为欧洲汉学的起源。

1609年2月17日，已经五十七岁的利玛窦写下了现存的最后一封书信，写下了他在中国传教的感慨，对这个传教区，我尽我的能力去工作，一切全由天主的大能协助，但成果平凡，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因为，这块园地太大了。去年年底，不知怎样，忽然有一个思想涌到我的脑海里，就是我是首批进入中国传教的唯一幸存者，除我以外，可以说没有第二人知道教会如何传入中国的。

一年之后，利玛窦病倒在床，1610年5月11日，这位最具有儒士风范的耶稣会士，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北京十年，利玛窦始终被皇帝当做一名御用钟表匠，他从无机会实现耶稣会的宏伟传教计划，这是他终生的遗憾。但他更应该感到欣慰，耶稣会士来华在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搭建起一座友好的桥梁，双方相互探求、理解、交流，为中国和欧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利玛窦去世95年之后，一场围绕着中国传教适应政策的争论发展到了顶点，1705年，清朝的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东西交流的这扇窗口被关上了。

这是北京阜成门外一块古老的墓地，其中最醒目的一块墓碑，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高大的汉白玉墓碑碑额上，在盘绕的锶首之间雕有一枚十字架，墓碑无声，却似在讲述利玛窦这位来华传教士的传奇一生，这是万历皇帝赐给利玛窦的墓地，后来成为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在北京的集体墓地。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著名的耶稣会士也都长眠于此，他们作为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肩负着传播宗教、沟通文化及协助西方殖民主义海外扩张的多重使命，前赴后继来到中国，把生命和梦想留在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