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教育之不公

这几年在陕西工作，名为做教育，实为给需要提升成绩的孩子们补课。也就是这几年的工作环境，让我正视和思考了“教育资源严重不平衡”这一现象。

西安的中学里有五大名校，也就是几乎每个省都会有的超级中学，能进入这些学校的孩子无疑在成绩上都是遥遥领先的，大部分还会有特长加分的情况。刚开始我还特天真的认为那些不能上五大名校的孩子是一定因为自身的不努力所造成的，与身在何地没有关系（缺乏生活经验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直到我曾因为校区的需要，与乡镇的孩子接触了半年，我才明白“寒门再难出贵子”的道理。

那些孩子显然和城里的孩子有区别，前几次课他们几乎不说话，对我抛出的问题他们也只是看着我笑，羞怯的表情和渴望的眼神让我一次一次耐下性子慢慢走进他们。终于在十天之后，他们放心接纳我，和我聊天、送我零食、课堂上认真思考……而这些改变也让我对他们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孩子们都来自附近的村子，这些能让孩子来补课的家庭也许在当地收入还不错，生活还算富足，所以才会想到要尽可能的让孩子多学习。他们聪明，其中不乏伶俐者；他们勤奋，其中也不乏有悬梁精神者。但机构毕竟不是学校，它相对昂贵的费用让很多要绞尽脑汁解决温饱问题的家庭望而却步。但在那个小镇上，就算是有了额外教育、机灵努力的孩子几乎都考不上西安的五大名校，更何况是那些没有进行额外教育、天资尚且不足的孩子。

那时候我明白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和教育设备的不健全，让这些乡村孩子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和城市孩子竞争的资格。他们没有一流的老师，没有舒适的学习环境，只是在父母的催促下，去完成一个类似于理想的东西，但那东西是什么，几乎没人能说得明白。

半年后，我的工作环境和学生群体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的孩子们都来自城市，其中还有几个孩子出生在教授家庭，有的甚至在儿时就跟着父母在国外待了好些年头，以至于初二初三就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群孩子的特点是热情活泼、思维开阔，他们会提出各式疑问、会怀疑出题人的不严谨、会针对一篇文章和我讨论出超越自身年龄的思想……我惊喜之余又不免生出些烦恼。

这些孩子从小就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他们学奥数、学画画、学钢琴、学舞蹈、学围棋……这些非但不会影响学习，反而会让思维更加活跃，学习起来就更轻松，慢慢的也就成了乡村孩子无法超越的竞争力。而那些听着蝉鸣蛙叫仍旧夜以继日奋斗的孩子们不会奥数、不会乐器，兴许农忙时节还要顶着烈日下地干活，对于国家要求的“素质人才”，他们不是，对于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重任，他们也担不起。

思想经历了以上这些，我开始怀念起科举时代，是的，您没看错，我是怀念科举时代了。我不是读书读傻了，我们一起慢慢分析，您或许会理解我。

其实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就科举的制度本身而言，它并没有大问题，而考试科目才是弊病所在，人们口中常说的“八股”就是最大的症结，于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就很自然的将“科举”等同于“八股”，这是不对的。既然科举制度没有大问题，我们至少应该先静下来看一看它是如何在1300年间改变了寒门子弟的命运的。

首先，这个制度对应下的教育成本低，且教育资源相对均衡。无论你是身在群山迭起的穷乡深处，还是处在京城贵族的豪门宅邸，只要有那几本书，就够你读上十几年甚至一辈子。对于这些书的投资，从曾经的普及程度来看，从乡试的规模来看，应该是大部分普通家庭乃至寒门都供养得起的。而且那时候考试大纲几百年不变，祖辈读过的书可以留给后世子孙，哥哥看过的也可以再给弟弟，就在这一代一代的传递中，教育成本又被无形的缩小了。只要不落入饥寒交迫的境地，在哪儿都可以学习。当然了，也有不少寒门子弟在贫困交加中仍旧发奋图强的，如囊萤映雪凿壁偷光，还有太多的人物传记都是以“XX，自幼贫”为开头的。所以，那时候的教育成本足以想见。

其次，这个制度相对公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类似的故事不在少数，只要读书，只要中举，哪怕你曾经是个放牛娃又怎么样，照样受人推崇受人敬仰。那时候的“知识改变命运”真不是一句玩笑话，国家的命运也将与你息息相关。但也许有人会说布衣始终拧不过贵族，科举考场上不公平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请记住，古往今来因为科举作弊而产生案件和刑罚不胜枚举，从三代不得科考到杀头灭族，足以说明统治者对科考公平的重视。

再就是，从“社会流动”这一点来看，它给乡村读书人提供了出相入仕的机会。中国在科举制度下没有世袭贵族，任何名誉和财富都不限定于某一特定阶级，个人的官职和称号都可以通过科举来获得，然而这些官职和称号又不能传给下一代（当然了，一些个例不在讨论之列）。此般优势早让传教士们啧啧称赞。这样一来，国家的中坚力量始终由具备实力的读书人担当，他们热忱好学、勤奋踏实，由于职位不停被“更新换代”，让他们既发挥了才能，也杜绝了帮派党羽的产生。这些对于统治者来说，都是天大的好事。

1300年啊，寒门子弟的命运就押在那一场场考试当中，或许这个制度是值得让我们再认真思量一下的。而现在，以“高成本”为主导的教育让乡村孩子遥不可及，而社会需要的“素质人才”又与他们毫不相关，这让孩子们如何去用知识武装自己，又如何用知识来改变自己，“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或许只能成为课本里最远大也是最缥缈的志向吧。

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诏“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或许在当初改革者的眼里，政府这一壮举似乎值得普天同庆。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初那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难道还幻想“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吗？应该没有忘记我们的大门是被怎样打开的吧？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四书五经”并不能救国，废了也就废了吧。就连在南宋与金对峙时，创造出科举标准答案的朱熹都说过“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罢科举三十年”这样的话呢。由此可见，在特殊时期，科举的确不合时宜，但这可不能完全否定科举制度在和平年代所发挥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废除不过是迷乱时期的权宜之计。不然孙中山也不会在《五权宪法》中说：“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最古最好的制度……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

尽管之后的高考是现代教育的产物，但其宗旨与科举相似：公平的选拔人才。现在很多领域的专家、教授、院士，基本全是通过现代教育一路披荆斩棘才得以成就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真应该做个调查，算一算他们中出身寒门的比率，不至于“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但与北宋来自平民家庭的官员为46%、南宋非官员家族的进士为60%的数据相比较的话，应该相差无几。

而如今的教育，把“素质”整天挂嘴边，似乎会弹琴会画画的孩子才是人才的根苗，乡村的孩子没条件接受“素质教育”就与“人才”二字无关，这种教育有失偏颇。儿时曾多次听说“大山里飞出金凤凰”的事迹，那些生长在穷乡僻壤的孩子也能去清华，也能上北大。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这样的“金凤凰”还有几人呢？那些能上国内外顶级大学的孩子有几个又不是“高成本”教育下的“素质人才”呢？

也许我们在喊出“素质教育”的时候就已经把孩子们自动分类了，然后又拿着“素质教育”的大旗去无情鞭挞他们，孩子没有能力接受就请自动垫底，我们还得撇清责任，说是孩子自身的问题，与我们毫不相关。

别介啊，乡村的孩子不求“昨日凿壁偷光，明日老爷升堂”，他们只是想要两个公平，一个教育资源的公平，一个教育选拔的公平。其他的，凭借资质和努力，他们会给自己一个交代。可目前看来，这似乎是个美好的愿景，所以我才会说，我想念科举的时代，想念那个寒门出贵子的时代。

以上是自己的一些愚见，如有错误请指正，非常期待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