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鸣岐山，武王伐纣。以弱胜强，一战而胜。居安思危的周公们，凭着天才的政治智慧，以四大制度安天下。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秩序，以乐致和谐。他们并不知道，此后三千多年，全球华人的精神和气质就此奠定。”
《奠基者》的核心很简单，稍微上过两节历史课的人都能很容易的理解。但是这不应该是轻视它的原因。作者就像往时的说书人，娓娓道来。通过厚积薄发式的论述解析，把传统文化做现代表达，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表达得通俗易懂，而又意味深长。因此在这里，我更愿意将此书视为一种和一位七十岁老人共同探讨西周制度智慧的载体。
周公们是智慧的，所以才有了四大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如何而来，这是本书主要论述的点。作者的智慧+周人的智慧，达成了一种1+1>2的效果。（易中天老师是在捋西周制度建立的逻辑，我是在捋易老的逻辑...）
一、忧患意识
当时的天下，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有的图谋不轨。
经过”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周的胜利突如其来，这让周人有点措手不及。人心不服，谁都可以对他们进行打击，夺取胜利的果实。所以，他们忧患，以至于“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吃饭都不能尽兴。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得周人迫切地需要名义上的支持，即名正言顺。
因此他们亟需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问题：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二、君权天授
君权天授，是忧患的产物。“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是获得皇天的授权的。而周呢？为了合法性，周也是死了很多脑细胞。他们也“受天命”，但是此天非彼天，商是“神之子”，神是玄鸟，是商的祖先帝喾；周是“天之子”，天是自然界，是万民之神。周天子是万民之神选出的万民之主，就这样偷天换日，周的合法性确立了。
实际上，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就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独周人说自己的政权是天授，那么，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有。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三、以人为本
周人的天是自然界，是全人类的，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从忧患意识到要得民心，从君权神授到君权天授，这体现的是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人其人，为仁”，就是把人当人。
天与民，合而为一，即天人合一。周的政权是天命与民命授。好了，这就解释了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是周呢？
四、以德治国
德，是上天授权的标准。君权天授，以德配天。纣王失德，“德”是得失的“得”；周王有德，德为“心得”，所以周革殷商。既然德在心里，那么如何用来治国？这样就需要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德，看得见，做得了，行得通。
看得见的是道德榜样，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圣人崇拜。禹汤文武孔子，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力量。那么看得见的力量如何来治理国家呢？
五、礼乐制度
以德治国不仅要看得见还要行得通。这个手段就是“礼乐制度”。商的礼乐是仪式，周的是制度。周礼的本质是秩序，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
礼，“以等级定秩序”，尊卑有序。人与人之间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样就不平等，有冲突。周用“乐”来调和这种冲突。乐音虽不同，组合后却成了美妙的乐曲。可见不平等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组织。组织的原则是和谐，礼辨异，乐统同；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制礼作乐，礼乐结合，政权才能稳固。中华的翅膀是忧患意识和乐观态度。礼就是理，将伦理秩序，体现忧患；乐就是乐，讲快乐和谐，造就乐观。
六、四大制度
周制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立序，以乐致和”。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
井田是经济制度，顾民生；封建是政治制度，从民意；宗法是社会制度，敦民俗；礼乐是文化制度，安民心。封建由于先天不足和内在矛盾，因此在春秋被破坏，在战国被颠覆，在秦汉被替代，只留下难忘的记忆和永远的惆怅。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也是这种文明不朽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华史，那么，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西周以后，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中华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被周人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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