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一句老话：端谁的碗，服谁的管。道理简单至极，可放在特殊场域里，却又是无解的难题。
这个场域，包括国家公立医院，这个难题，来自管理体制。好像服从命令只是军人的天职，医院里只有无穷尽的协商。
医院本是精英人才汇集的地方，但首先要避免伯里克利式的悲剧。有人问笔者：伯里克利是谁？好啊，先讲讲他的故事。
曾经读过古希腊历史，“希波”战争后以雅典为中心的“提洛联盟”是人类史上最早的民主制联邦，但不是国家，城邦相对独立。而后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了，战争根源其实就是两种制度的角力。战争第一阶段中，守卫希腊雅典的执行官——伯里克利，也因此谱写了一首悲壮之歌。
雅典当时实行了非常民主的政治体制，代替了之前的“僭主制”，也就是用人民当家做主代替了武力强权制。全体几万公民投票解决社会各类问题，比如选举各层官僚、判决罪行、是否打仗等等，每周开一次公民大会进行投票，那种规模那种效率可想而知，很多事情陷入无尽的争吵中无法解决。此时执行官的权力和决策成为必然需求，伯里克利作为政治精英，被选为管理城邦和提洛联盟的领导者，不过，他也有被公民大会随时罢免的可能。
伯里克利擅长演讲，知识渊博，治理思路清晰，靠商贸发展经济，提洛联盟变得强大起来。但引起另一个叫做伯罗奔尼撒联盟的猜疑，该政治联盟中心城邦斯巴达是典型的保守君主专制国家，经济落后但陆军力量十分强大。两个联盟最终因为不断发生的摩擦而触发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决定出兵进攻雅典，幸好伯里克利有预见性，早已修建了固若金汤的雅典卫城，抵御强敌。
按照伯里克利的战略部署，所有雅典的农民离开故土，全部进入卫城，士兵坚守住城邦，依靠丰足的经济积累，打持久防御战。同时，伯里克利与其他城邦国家签订和约，避免了腹背受敌。斯巴达联盟果然最怕这个招数，久攻不下十分恼怒，破坏雅典周围土地上的庄稼、屋舍、神庙等泄愤，这令雅典城内本来居无定所心怀不满的农民们悲恸不已。同时，长期的城内大量超负荷人口混居，引发了一场瘟疫，死亡人口剧增。这一切对伯里克利的治理造成巨大压力，但他仍旧坚持不主动出战。斯巴达联盟的围攻终究因为消耗不起自行撤退，雅典的防御战取得胜利。
但是，雅典城内对伯里克利的积怨也达到顶点，民众没有几个人理解他为保全雅典做出的巨大贡献，反而把自己的一切困苦归结到他头上。城内一个皮匠出身叫克里昂的人，长期与伯里克利唱反调，抓住机会制造谣言说伯里克利贪污受贿，不顾人民死活贻误战机，在公民大会上煽动民愤，最终判处伯里克利罚款并流放，很快伯里克利染病而死。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城内大声悲呼：为何精英人才要被暴民和乞丐决定命运？结果他也被公民大会宣判处死。
克里昂成为继任者，他带领雅典蛮横扩张，最终再次引发斯巴达联盟的讨伐，克里昂带兵主动出击，一次海战胜利后举兵冒进，结果遭到伏击，他被敌人杀死，雅典被斯巴达征服。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民主制政体就这样被君主专制灭亡了，其实这是民主制的幼稚期，相当的残酷、暴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教训，让西方国家在后面近两千年里坚定否决民主制，即便是推翻封建王朝也要成立君主立宪制。直到近代，很多国家确保各类集权形式的前提下，才设立民主共和制度有限度的发扬民主。
医院当然不是国家，谈不上政治制度如何，其最大体量也就是个健康服务部门，组织架构更像是古希腊的城邦联盟，每个城邦相对独立。医院要想稳固发展，必然要保证每个科室稳固发展，每个科室稳固发展，必然也要保证集权下的民主制顺利实施，而不是那种所谓纯粹的幼稚民主观。
还记得中国的古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修昔底德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书里曾借伯里克利的口说出一句话：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
同样道理，体制的藩篱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心制造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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