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在魏晋的文坛上，曹氏父子三人(曹操、曹植、曹丕)占据很大的份额。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大手笔。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喝酒就喝酒吗，还扯什么人生，曹操借诗抒情对人生，对时空发出的感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天生的骨子里就有一股王者气息，尽管在历史上对曹操负面的评论比较多，但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非常高。曹操评定了北方各诸侯，统一了北方，曹操的诗词也一改孔孟留下来的儒家形象，有了突破和创新，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独有的魏晋风，这与曹操的功劳不可分割。

                “建安文学”，都集中在曹氏父子周围。曹植的才华也不亚于曹操，《野田黄雀行》里的：“高树多悲风，海水杨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以自然界的现象比喻人间的情义，给人一种简单，清脱的感觉，一扫春秋战国时候的文人风格。

                汉末魏初是个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曹氏父子的文章简约通脱、严明、有股清峻的风格，有股大男子汉气概。汉末有些腐儒，一般的人去拜访他，没关系，但如果几句话说的不对，被这些腐儒难住，他便不与你相见。曹操改变了这些腐儒的习性，废除了固执，并影响到文坛上。他能够容纳异端和包容一切外来的文化思想，打破了自孔教以来独尊儒家的思想。从魏晋开始，后来的文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中国文坛上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魏晋风。

                 到了曹丕手上，文章就更华丽，更壮大。

                   到了建安七子的时候，魏晋风就更怪、更仙，这个时代是怪才、是仙才的时代。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个人作的文章和诗词就更激昂，慷慨。

                   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孔融说女人也可以亡国，何不禁止婚姻呢。更奇葩的是，孔融说：“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就如瓶子里的东西，只要把瓶子里的东西倒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就算完了。”曹操说不过他，把他杀了。要是放在现在，估计也要被人杀死。但在魏晋时代，文坛什么都敢说，是一种百家文坛的思想。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产生怪才最多的时代，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出思想家最多的时代。竹林七贤的阮籍更怪，说：“礼岂为我而设乎”，说礼节不是为我而设立的。他还有一绝招，对坏人，对他不想见的人，他会翻白眼。对想见的人，他会翻青眼以显示友好。他还是个超级酒鬼，一喝酒就跟死人一样，因为他才华横溢，官方有次想抓他回去做官，他一看官府来人了，开始喝酒，喝着喝着，喝醉了，就更死人一样，官差一看，怎么喝死了，回去了。官差一走，他就醒酒了。这在中国文人当中算是绝活。但是阮籍的诗词是反抗旧礼教的，清晰，清俊，他的诗词可以与历史上任何诗词家媲美。

                  好友嵇康的文章就更新颖，说人是不喜欢读书的，假如不做事又有饭吃，那肯定就不读书。所以现代人好学，是因为习惯和不得已。就这种思想导致了后来的很多文人学这两位老兄，但又学不像，学着便走样了，要么是空话，要么饮酒吹牛。因为嵇康做文章纯粹像个神仙一样，藐视凡人，一般人根本看不懂他的诗词和文章。像《广陵散》中国十大名曲，就是嵇康所作，其实真曲早已失传了，留下来的都是民间版本。

                再看竹林七贤的刘伶，有客人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回答说：“天地是我的房间，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要进我的裤子中来。”真是天当房来，房当衣，地当床。

       到了东晋时代文章比较少了，文人喜欢空谈，喜欢理想化，真的是空谈误国，东晋很快就灭了。陶渊明这么穷，衣服破烂不堪，居然还会采菊东篱下，偶然抬起头来，还见了南山，这种洒脱也是后代文人无法逾越的。只有后来的苏东坡做到了，苏东坡有一次被贬官在路上，没钱，想买点肉骨头吃，到市场问卖肉的，还有肉骨头吗？卖肉的答曰：“剩下几块骨头卖不掉，给狗吃了，老苏居然乐了，作诗：“与狗争骨，亦乐、亦乐。”

              魏晋文化风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股奇风、一股怪风、一股仙风。这个时代出了很多奇才怪杰，正因为这些奇才怪杰，给中国文化增加了五彩缤纷的星光，中国文化也由此灿烂辉煌，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