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学”一词,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
“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从“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这样的表达看,“玄学”一词指的就是老庄思想。
《晋书》虽然成书于唐代,但所采材料却是南北朝时期的史传。由此可以推知,“玄学”这一概念应该是南北朝时期对于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根本的新思潮的统称。
《晋书·向秀传》另有“玄风”的提法:
“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从这段文字中的“发明奇趣,振起玄风”和“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看,“玄风”其实就是与儒墨相对的“道家之言”。

魏晋时期不仅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士人的行为风格亦与前代迥异。
汤用彤先生指出:“魏晋士大夫心胸,务为高远,其行径虽各有不同,而忘筌之致,名士间实无区别也。概括论之,汉人朴茂,晋人超脱。……魏晋名士之人生观,既在得意忘形骸。或虽在朝市而不经世务,或遁迹山林,远离尘世。或放驰以为达,或佯狂以自适。然既旨在得意,自指心神之超然无累。如心神远举,则亦不必故意忽忘形骸。读书须视玄理之所在,不必拘于文句。行事当求风神之萧朗,不必泥于形迹。”
魏晋新学的产生是以人物品评为基本动力、对儒道名法等当时盛行的思想的综合。
汤用彤先生曾有这样的论述:“新学”(玄学)的生成有两个主要因素
(一)研究《周易》、《太玄》等而发展出的一种“天道观”;
(二)是当代偏于人事政治方面的思想,如现存刘劭《人物志》一类那时所谓“形名”派的理论,并融合三国时流行的各家之学。
上述二者才是“玄学”所以成为魏晋时代特有思想的根源。而“自然”与“名教”之辨以至体用本末的关系,以及“最理想的圣人的人格应该是如何”的讨论,都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新学”的骨干了。
因为上接《周易》、《太玄》的思想,下合名、法、儒、道各家,都以这个问题作线索贯串起来的,也可说“新学”之所以能成为“新学”的创造部分,就在对这问题探讨的成绩所给与过去各家学术思想一个新的组合,或构成了某种新的联系使魏晋时代的思想表现特殊的精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玄学”、“玄风”和“魏晋新学”指涉的是同一股时代风潮。这一风潮的本质其实就是老庄思想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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