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被写入剧本的创作屡见不鲜，这种创作形式下的历史人物形象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作者笔下有着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发表于1942年，正是中国处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年代，此时的创作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以外，更有源于剧本创作本体论的艺术价值值得研究。本文将立足于历史人物被改编进入剧本的角度分析历史剧《屈原》中的的人物塑造手法，总结其创作手法中的成功经验以更好的运用到历史剧的创作中。
历史人物是指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对社会历史进程或重大历史事件有突出作用的、影响较大的、留下明显痕迹的人。历史人物具有客观真实性和主观传奇性，客观真实性在于历史人物的确在历史的长河中真实存在过，他们被写入历史。但是，历史的记录者存在个人主观性和政治立场性，加之掌握的信息不完整，因此，被历史记载的人物会与客观事实存在一定的偏差。历史人物的传奇性往往会被后人所吸引，他们喜欢将历史人物的故事或者一生的命运写入传奇、话本、小说或戏剧等艺术作品。在描写历史人物时，创作者会根据主观选择和艺术创作思维将历史人物进行形象化、艺术化的创造，使历史上的人物成为作者笔下的人物。
《屈原》中的主要人物设定有屈原、南后、张仪、婵娟、宋玉等，在历史记载中，后四位人物与历史中屈原的命运关联并非绝对。但基于剧本创作的基本原则，郭沫若有意的选择和设定了这几个角色，并建立起相应的、看乎合情合理的关系，以达到其艺术创作目的。屈原作为正面人物形象，他对应的则是势力均衡或更为势力并与之相抗衡的负面形象——南后和张仪。其他形象基本各占一方，也包括立场转变的形象，例如听信谣言后而背叛屈原的学生宋玉。单从剧本个体来说，每一个人物设定都不可或缺，在“人为制造”的合乎情理中推动情节发展。以下将从屈原、南后两个主要人物角色进行分析人物形象塑造的手法。
一、屈原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
历史剧《屈原》中“屈原”的人物原型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历史上的屈原是一名悲剧政治家。他一生经历了三个楚王时期，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屈原出生贵族，明于治乱，娴于辞赋，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爱。他一心想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但是在内政外交上与楚国腐朽的贵族集团发生了矛盾，深受小人排挤和诬陷，失宠于楚怀王。后来几年的政乱，楚襄王投降、秦国攻破郢都，政治上得不到抱负的屈原选择投江自杀。而郭沫若笔下的屈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人生命运多与剧中的南后等亲秦派有着紧密的联系。
《屈原》创作于1941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时期。对外，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炽热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对抗日本侵略最艰难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分裂斗争的事情。这一阶段的历史与屈原所处年代的历史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屈原为了楚国的强盛发展并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而不懈努力，与“忠”对立的“奸”，则是南后、张仪一派，南后为了个人不被失宠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国家良臣和前途与张仪勾结叛国。郭沫若巧妙的运用历史人物与时代相结合，通过古代的历史命运发展以唤起沉睡的国民。在剧中，屈原的爱国情怀形象成为符号，这种符号上升为一种更高的情怀，即是爱国主义。进而，为全剧奠定了爱国主义的基调，爱国主义成为该剧主题。但是，弊端在于屈原的形象不够立体。屈原更多的是一个有情怀的、具有悲剧性的爱国主义者，作为个体而言，屈原内在的人物精神层面略显单薄，使得作为主要人物的圆形人物形象不够饱满。
剧中的屈原形象是忠贞国臣和浪漫诗人的统一。屈原辅佐楚王，对内主张改革，实行井田制，反对角斗；对外坚决主张联合齐国一起抗秦，高声叫骂张仪是“卖国求荣的无赖”、“巧言令色的小人”、“最阴险的秦国的奸细”、尽管遭遇楚王失宠和流荡，但一直忠于楚国，关切人民的初衷不改。到最后秦国攻破楚国郢都，他仍保持爱国的斗志，与人民坚持斗争。他是一个英勇的爱国斗士，同时也是一名浪漫的诗人。众所周知，屈原是开创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创作了大量的辞赋，才华横溢。屈原的辞赋贯穿整个剧中，他的词通过屈原自己放声朗诵、他人吟诵等形式在整个剧中。一方面是通过与情感、主题相映衬的辞赋抒发表达，另一方面起到叙事的作用，因而，整个剧本也充满诗性。剧本第一幕，屈原是作为诗人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他放声朗诵《橘颂》，赞美橘树的品质——独立不移、秉承坚贞。作者通过屈原赞颂橘树“以物喻己”形容屈原自己，表现屈原如同橘树一般拥有坚贞的品质。屈原在剧中还创作了《惜诵》以言志，说自己“我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事实俱在，我虽死不移。”他在面对南后的污蔑陷害，他身正不怕影子斜，不畏惧小人的谗言间离。他刚正不阿、仗义执言，不怕丢掉自己身价性命，当面揭穿小人的阴谋。面对暗杀、流放，他依然坚强、斗志昂扬，成为“橘树”和“雷电”的象征。
屈原这一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典型，郭沫若通过将历史笔下的屈原形象到民间传说的屈原形象结合再到戏剧艺术的屈原形象进行创造性地转换，包括以下几个人物塑造手法。一是理想化的原则。郭沫若在设计屈原形象时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用“失事求似”的手法进行艺术创造，在戏剧情节上作了大胆的虚构，增添了“宫廷诬陷”、“雷电独白”、“婵娟误饮毒酒”等情节。将历史与时代所期望的理想价值赋予了屈原，使之成为一个品行高尚、心灵美好、忠于国家、热爱人民、积极进步的完美化身。二是戏剧化的方式。郭沫若的剧本创作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西方古典戏剧和曹禺剧本的学习，他在《屈原》中严格遵守“三一律”原则，时间安排从清晨到夜晚的一天来讲述屈原命运多舛的一生，围绕联齐抗秦还是绝齐事秦为中心矛盾，选择几个有限的长江，以屈原被诬陷、被驱逐、受侮辱、被关押等内容，构成曲折的戏剧冲突再现他的悲剧命运，展示他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抱负。三是象征化的提炼。以婵娟作为屈原辞赋的象征、以橘树作为屈原人格的象征、以雷电作为屈原气质的象征。其中，《雷电颂》在剧中以“独白”的形式一气呵成，借助咆哮的惊雷、劈天的闪电和奔涌的长江，象征屈原勇猛坚强的人格魅力和热血沸腾的政治抱负。《雷电颂》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是屈原对风、雷、电等浩瀚气象的呼唤与歌颂，对光明的礼赞和向往。他热切的呼唤大自然、呼唤力量，借助的自然的力量组建一个自由、没有阴暗、没有自私自利的世界。另一方面，则是借屈原指斥神鬼偶像来诅咒昏庸迂腐的当权者。屈原高呼要把“土偶木梗”连同一切罪恶的黑暗都“烧毁、烧毁、烧毁“，正是因为它们是产生黑暗的力量、让世界陷入混沌。
屈原形象塑造手法是郭沫若作为诗人的情感体验和创作特色的极大发挥，他用如同屈原作为诗人一样的内在精神和情感变化的全过程，让他的情感“被恶势力逼到真狂界限上”，一步步地推进到“爆炸”的境界。从开场《橘颂》的一强诗意，显示出诗人激情和道德人格结合。屈原的人格诉求个人的小指末节，二是大波澜时代做人的大节。在南后的污蔑被楚王误解的痛苦与愤怒之下。剧本从第二、三幕运用反复的手法，一次又一次的抗议，表达自己的崇高志向和对国家热爱的深切之情。情感达到升华的顶端在第五幕的“雷电独白”，屈原与雷电同化，他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表现情感的愤怒与无力。
二、南后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
剧本创作原则中，正面人物必有负面人物，“忠”所对立的是“奸”。屈原作为正面力量，剧中的背面力量是南后和张仪。南后的这一角色设置深受争议，历史上，南后对楚国政治发展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威胁，史料记载也难以找到一国王妃公然诬告大臣非礼的事情。但在《屈原》中，南后在屈原命运转折中不可小觑，她当庭诬告屈原非礼，使得楚王大怒。剧中，南后与屈原互相欣赏，屈原并单纯的信任南后。但因为屈原的缘故，张仪声称要到魏国为楚王寻找美人。南后担心自己失宠、地位受到威胁，危及自己的幸福，她表示“于我的幸福安全有妨害的人，我一定要和他斗争，不是牺牲我自己的生命，便是牺牲他的生命”。为此，南后设下圈套，将屈原之置于死地以阻止张仪去魏国寻找美人。南后作为女性为满足自己的生存私欲，不惜毁掉自己国家的重臣，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南后在剧中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在人类最简单的自我生存斗争中进行个人与国家命运的欲望较量。正如屈原在剧中反复吟诵的台词：“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楚国啊！”
南后的出现是屈原命运中的绊脚石，南后的力量被塑造的过于强大，以至于忽略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片面性。但是作为一个剧本来说，正面与反面、男性与女性，这种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的关系才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最好波澜。除了这层简单的表面关系，更深入的关系在包含在两者之间。南后与屈原都有欲望和追求，南后是希望自己可以一直获得楚王宠爱，从个人私欲的小志出发。屈原则是与之相反，屈原的立场和追求是国家层面的。两者立场不同，小志与大志是个人生存欲望与国家命运前途，更能体现屈原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此外，南后的人物设置还有一精妙之处。前文所述，屈原在剧中的个人思想层面略显单薄，没有特别多的形象厚度。南后是欣赏屈原的，但又不得不牺牲屈原。在设计陷害屈原时，南后对屈原说：“就说你的诗，也不比一般诗人的那样简单，你是有深度的，又广度。你是洞庭湖，你是长江，你是东海，你不是一条小小的山溪水，你不是一个人造的水池啦。”南后话里透露出对屈原的欣赏，对他的称赞。屈原被南后污蔑戴上“淫乱宫廷”的罪名，屈原一直保持单纯之心：“我现在只恨张仪，对于南后倒并不怨恨。她平常很喜欢我的诗，在国王面前也帮助过我。”这不难看出屈原更为深处的内心情感。南后的形象也为整个剧本增添了悲剧色彩。南后实在是单纯的，她并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也并非与屈原的政治立场相对立，而她只是单纯的想维护一己之力，担心自己被楚王抛弃。但她也是愚蠢的，在自己的生存利益上，她却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她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因而她是不幸的、更是悲哀的。南后的形象更深层次的弥补了《屈原》的悲剧和悲剧意味的不足之处，进而丰富了屈原的悲剧意蕴。
三、婵娟等副线人物塑造手法
婵娟是剧中另一个女性角色，但她与南后不同，她象征着正义与忠贞。剧中屈原受到深化的侮辱时，情节在即将进入高潮之时，作者采用了“延宕”的创作手法来带入婵娟的一场戏。婵娟天真反抗宋玉等人对她的威逼利诱，不愿苟且偷生。为此，关押婵娟的卫士深受感动，并协助她逃出牢笼，直奔城门去搭救屈原。作者甚至安排身份卑微却年轻美丽的婵娟误饮了原本用来谋害屈原的毒酒，从而以“有惊无险”的方式保护了屈原的身家性命，这也显示了整个剧本“只要屈原还在，国家就在，希望就在”的主题内涵。
婵娟是一个英勇救英雄的贞女形象。婵娟在临终前对屈原的表白台词富有深层次的含义，她说：“先生，我真高兴，我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我受了你的感化，知道了做人的责任。我始终诚心诚意地服侍着你，因为你就是我们楚国的柱石。我爱楚国，我就不能不爱先生。先生，我经常想照着你的指示，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我把我这微弱的生命，代替了你这样可宝贵的存在。先生，我真是多么地幸运啊！”婵娟对剧中屈原的情感，无疑是“纯洁”地建立在屈原身为“楚国的柱石”之上，犹如一种个人的英雄崇拜。以“爱楚国”的名义去爱“先生”，替“先生”而死、为“先生”现身救不仅理所当然，而且也成为“爱先生”者们争先恐后而欲得之的荣誉和幸福。
小人物的大构思，婵娟作为小人物角色，并不只是在剧中出现一两次的。虽说戏份不多，但她也在副线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第三幕写靳尚、子椒在橘园导演一出替屈原招魂的闹剧，屈原不看忍受侮辱，愤然出走，这一幕虚写屈原，实写婵娟和宋玉两个弟子。宋玉听信谣言，背叛屈原，投靠南后。而婵娟始终坚信屈原是“楚国的栋梁，顶天立地的柱石。”两个弟子是表明立场，也为后面剧情发展和人物形象做出了铺垫。例如在第五幕中，守卫这一角色甚至起到了情节转变的关键作用。守卫被婵娟对屈原的表白所感动，主动争取协助屈原逃走。守卫就如同善良、真诚的人民，为人民保住了一条通往希望和光明的柱石。小人物角色的设计中，合理安排其作为配角的戏份尤为关键。
四、结论
研究者在研究《屈原》的情节设置时，多提到“失事求真”这一创作原则，以及“不合情理”的情节。笔者认为艺术创作不同于历史撰写，艺术作品的呈现包括诸多限定因素，不必过于追求客观事实。至于合不合情理的情节，也要根据艺术作品的风格，写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等，都是需要综合考量的。本文旨在研究《屈原》中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塑造手法，人物的塑造离不开情节的安排，这些都是可以从《屈原》中学习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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