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几乎没有经济资本（金钱）、社会资本（人脉）、文化资本的社会边缘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每个社会都有人衣着光鲜亮丽，但也有人游离在边缘线上挣扎求生。一些电影有时会把目光聚集在这些社会底层人民身上，而每一帧镜头往往都能够揭示出人性的矛盾和社会的缺陷。
日本影片《小偷家族》讲述了这么一家人的故事：有老奶奶初枝，老奶奶的大孙女亚纪，有当工人的柴田治和妻子信代，儿子祥太，还有这对夫妻刚刚偷来的女孩玲玲。这家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太明朗，而真相还要在之后才会揭晓。
违背了道德，他们是否应该受到唾弃？
这家人很穷，所有人一起挤在几平米的房间里生活，但这个家还是能让人感到脉脉温情，每个人都在努力的爱自己的家人。一户温馨的贫苦人家，照理说能够激起人们无限的同情心。不过，人们很难不注意到这些人性格或处事上的缺陷：爸爸柴田治和儿子祥太总是偷窃，美其名曰补贴家用，爸爸还总是给儿子传授各种偷窃技巧。信代和丈夫合伙偷走了别人家的孩子，孙女亚纪在风俗店这样的灰色地带工作，而奶奶假装自己一个人住骗取政府补助……
问题来了，因为有这些缺陷，所以他们不配受到怜悯吗？
我想不是的。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提出过“习性”（habitus）的概念：一个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会被自己从小习得的知识，接触的事物所塑造，而这个过程往往是无意识的。这种认知世界的方式也会指导人的行动。从小生活在鱼龙混杂且没有受到过系统道德教育的人，为人处世往往会与我们这些所谓“正人君子”有点差异。
当祥太告诉“妹妹”玲玲偷盗很正常的时候，他是真的这么认为的。从小受到的教育告诉祥太偷盗不是罪恶，于是他持续偷走小卖店的食物。他认为他所了解的是正确的东西。可是小卖店老板给他上了一课—-原来老板一直知道祥太的行为。在看到祥太带着妹妹的时候，老板劝告祥太不要教坏妹妹，还送了他东西。后来老板去世，小卖部关门，翔太以为是自己的偷盗行为导致小卖店倒闭，因而站在门前久久不能释怀。这也是他真正开始思考自己偷盗行为是否正确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祥太有点怀疑他既有的对世界的认知。
故事里被偷来的小女孩玲玲，也被自己的原生家庭影响了自己的观念。玲玲在以前的家庭里一直承受着母亲的暴力。每次妈妈要给她买新衣服的时候，就意味着又一次暴力即将发生。潜移默化中她就认为挨打是正常的事情，以至于信代要给她买新衣服的时候她表现出了抗拒，因为她认为给她买衣服的人都会打她。一直到后来，信代抱着玲玲，告诉她爱的真正含义的时候，小女孩才似乎明白过来，一个人如果爱你，他/她不会打你，而是抱着你，和你一起玩。
“父母”（信代和柴田治）与玲玲玩闹
同样的情况很有可能也发生在了这些大人身上。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小到大受到了怎样的教育以及经历了怎样的困难。生活在这样环境里，他们或许行为和认知上有一些畸形——偷窃，欺骗，出卖色相等等。这些确实不是什么好事，但也不是我们给他们贴上标签打入地狱的理由。
没人顾得了别人，没人帮得了自己
除了价值观受影响，这些社会边缘人还面临着没有话语权的弱势地位，而这意味着他们随时可被抛弃。在电影中，信代的工厂受到低迷市场的波及，决定裁员。说是只裁掉一个高时薪的工人，让信代和另一位工人自己决定谁被裁掉，工厂只等待她们的结果。另一个工人威胁向警察举报玲玲是被偷来的孩子，信代不得不妥协，丢掉了工作。信代这样不受合同保护的时薪工人在面临裁员的时候十分被动，没有任何权势和资本的她只能接受命运。电影里的这一幕，工厂管理员的行为在现实中也不少见--让工人们互相竞争，你死我活—-最后得利的仍然是工厂本身。工人们憎恨其他工人，有时反而忽略了工厂对自己的欺压。布尔迪厄在《世界的苦难》一书中采访了不少工人，发现在新时代的模式下，“过去工人团结起来对付监工,而现在是工人反对工人。”(Bourdieu ,1999 :331) 。千千万万个信代正是这个现象的受害者。
信代之后被辞退
柴田治也在工地上摔断了腿，无法继续工作了。然而柴田治因为是临时工所以根本领不到赔偿金。一家人的收入来源又少了许多，生活难上加难。电影只给了这部分不到几分钟的镜头，却揭露出了社会系统的漏洞。社会系统无法触及到边缘人的情况并不只发生在日本。在另一部着眼英国底层社会的电影《我是布莱克》里，主角布莱克也失去了工作，却迟迟领不来救济金—因为福利系统的规则认定布莱克还有工作能力，尽管他有医生证明。而女主角则因与福利工作人员见面迟到了几分钟就失去了一大部分救济金。种种条款正在将这些挣扎的人推出普通人的世界，剥夺他们体面生活的权力。条款上没说可以给临时工发放补偿金，柴田治就得不到钱。规则上说手臂可以举过头顶就算健康，所以就算布莱克有心脏病无法工作也拿不到救济金。在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下，人人都是这个组织的零件，严格按照规章办事——然而随之而来的教条和不灵活性很容易伤害到类似柴田治和布莱克这样的边缘人。
爱与家庭：他们奢求的情感寄托
《小偷家族》的故事还在继续，随着奶奶初枝去世和翔太偷窃被捕，这家人的身份终于在警察的盘问下被揭露出来了。每个成员都是来自其他黑暗角落里的，互相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信代被家暴，和情夫柴田治杀死了丈夫并潜逃；亚纪得不到亲生父母的爱而离家出走，来投靠自己爷爷的前妻（老人初枝）；祥太是柴田治捡到的被遗落在车里的小孩；玲玲被父母虐待，扔在外面被柴田治带回家；老人初枝并无子女，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每个人各自都经历了各种问题的折磨，聚集在一个家里后相互依偎取暖。这些人尽管面对着自己不被社会接纳的痛苦，却仍然没有放弃的在生活。一家人寻常地闲聊，在院子里看烟花，在海边游玩……在这样的日子里，每个人都没有放弃努力活着，有希望有爱的活成人的样子。
然而，最后大家被迫分离了彼此。祥太被送到寄养所去，在车上默默管田治叫了一声从没说出口的“爸爸”。柴田治、信代因杀人诱拐儿童入狱，而玲玲被送回了原来家暴她的家庭。面对亲生母亲要给她买衣服的要求，玲玲已经无动于衷。
媒体兴高采烈地报道正义得到了伸张，而这一句简单的话掩盖了多少深层次的信息。短短的新闻时常片面化地用社会道德规范的惯性来看待犯罪，而丝毫不能反应一个复杂的个案中种种人性矛盾，和背后千千万万案件中共通的社会问题。
住在城市里的边缘人们生活的困苦与矛盾仍在继续，而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点。
参考文献：
皮埃尔·布尔迪厄. (1992). 实践的逻辑.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皮埃尔·布尔迪厄（2017）世界的苦难.张祖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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