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去世时，蒋介石写挽联，评价其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在中国历史上，胡适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拥有32个博士头衔。
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人都逃不了人与人的关系。
人生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
如若欲过理性生活，必得将从前积得的知识，一件一件用怀疑的态度去评估它们的价值，重新建设一个理性的是非。这怀疑的态度，就是他对于人生与哲学的贡献。
一切都是烟，一切都好似在那里永远变化着，新的代替旧的，幻影追逐着幻影；但其实呢又全是一样的，人们像烟样的匆匆飞着追求着一点没得到什么又像烟样的无踪无影地消逝了！
这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发达得太早，而自然科学与工业发达得太迟：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大缺点。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
请你们注意，他不说读书以致知，却说，先致知而后读书。读书固然可以扩充知识；但知识越扩充了，读书的能力也越大。这便是“为读书而读书”的意义。
我们要知道，凡关于外交的题，民气可以督促政府，政府可以利用民气：民气与政府相为声援才可以收效。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府，虽有民气，终不能单独成功。
易卜生说的好：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
我在二十多年前最爱易卜生对他的青年朋友说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
诸位，凡是自已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是没有意思的生活。
贞操乃是夫妇相待的二种态度。夫妇之间爱情深了，恩谊厚了，无论谁生谁死，无论生时死后，都不忍把这爱情移于别人，这便是贞操。
若不问个人的境遇体质，只晓得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只晓得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用程子语)；这是忍心害理，男子专制的贞操论。
创造是一个最误人的各词，其实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古人说得最好：“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我们不要被新名词骗了。新名词的模仿就是旧名词的“学”字；“学之为言效也”是一句不磨的老话。
日本民族的长处全在他们肯一心一意地学别人的好处。他们学了中国的无数好处但始终不肯学我们的小脚、八股文、鸦片烟。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向上的固有文化，科学是外来文化中能够帮助我们民族更为强盛的一部分。
若没有切实的办法，没有真挚的热心，虽然有整千万册的理学书，终无救于道德的低浅。宋明的理学圣贤，谈性谈心，谈居敬，谈致良知，终因为没有做法，只能走上“终日端坐，如泥塑人”的死路上去。
我们的固有文化有三点是可以在世界上占数一数二的地位的：第一是我们的语言的“文法”是全世界最容易最合理的。第二是我们的社会组织，因为脱离封建时代最早，所以比较的是很平等的、很平民化的。第三是我们的先民，在印度宗教输入以前，他们的宗教比较的是最简单的、最近人情的；就在印度宗教势力盛行之后，还能勉力从中古宗教之下爬出来，勉强建立一个人世的文化。这样的宗教迷信的比较薄弱，也可算是世界稀有的。
然而这三项都夹杂着不少的有害的成分，都不是纯粹的长处。文法是最合理的简易的，可是文字的形体太繁难，太不合理了。社会组织是平民化了，同时也因为没有中坚的主力，所以缺乏领袖，又不容易组织，弄成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又因为社会没有重心，所以一切风气都起于最下层而不出于最优秀的分子，所以小脚起于舞女，鸦片起于游民，一切赌博皆出于民间，小说戏曲也皆起于街头弹唱的小民。至于宗教，因为古代的宗教太简单了，所以中间全国投降了印度宗教，造成了
一个长期的黑暗迷信的时代，至今还留下了不少的非人生活的遗痕。然而这三项究竟还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特异的三点：最简易合理的文法，平民化的社会构造，薄弱的宗教心。
今日青年人的大毛病是误信“天才”“灵感”等最荒谬的观念，而不知天才没有功力只能蹉跎自误，一无所成。世界大发明家爱迭生说得最好：“天才(Genius)是一分神来，九十九分汗下。”
寿生先生引孔子的话，“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一位最富有常识的圣人的话是值得我们大家想想的。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宇宙是中国的字，和英文的(Universe,World)意思差不多，都是抽象名词。宇是空间(Space)即东南西北，宙是时间（Time)即古今旦幕。《淮南子》说宇是上下四方，宙是古往今来。宇宙就是天地，宙宇就是Time-space。
寄语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严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这便是我说的精神状况的关系了。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便显起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摄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了。到六十岁时，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
汉朝定出来一套统一的法律，这套法律在以后各朝代里又经过一次次的修改。不过中国的法制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曾容许公开辩护，不能养成律师这种职业。
世界是不实在的，人生是痛苦而空虚的，性是不清洁的，家庭是净修的障碍，独身斋化是佛家生活不可少的条件，布施是最高美德，爱要推及于一切有情生物，应当吃素，应当严厉禁欲，说话念咒可以有神奇的力量--这一切，还有其他种种由海陆两面从印度传进来的非中国的信仰风尚，都很快地被接受了，都变成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试举一个例说，儒家的《孝经》告诉人，身体是受自父母，不可毁伤的。古代中国的思想家说过，生是最可宝贵的。然而佛教说，人生是一场梦，生就是苦。这种教条又引出来种种绝对违反中国传统的风气。
中国已经印度化了，在一段奇怪的宗教狂热里着了魔了。
好些佛教的观念，例如轮回、前生来世的因缘，都被整个儿借过来当做自己的。男女道士的清规是仿照佛教僧尼的戒律定的。总而言之，道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排佛运动，用的方法只是造出一种仿制品来夺取市场。
运动的真正目的只是消灭那个外来的宗教，所以几次政府对佛致的迫害，最著名的是公元446年（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和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两次，都有道教势力的操纵。
我在好些年前说过，中国已经确实热心努力打掉自己的文化传统里种种最坏的东西：“短短几十年里，中国已经废除了几千年的酷刑，一千年以上的小脚，五百年的八股。”我们还要记得，中国是欧洲以外第一个废除君主世袭的民族。中国的帝制存在了不止五千年之久，单单“皇帝也要走开”这一件事对广大国民心理的影响就够大了。
大豆是中国的土产，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有用的一种植物了。老玉米是美洲的土产，在四五百年当中，传遍了全世界，久已成为世界公用品，很少人知道它是从北美来的。
茶叶是中国去的，橘子、菊花是中国去的，桐油是全世界工业必不可少的。中国春天最早开的迎春花，现在已成了西方都市与乡村最常见的花了。西方女人最喜欢的白菊花、栀子花，都是中国去的。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约翰·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么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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